方精云——全国政协委员，民盟中央常委。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生态学系教授，主要从事全球变化生态学、植被生态学与生物多样性，以及生态遥感等方面的研究。中科院院士，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有两个专业别填：一个是医学，一个是师范。”

这是18岁的方精云参加完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次全国统一高考后，父亲给他的建议。

方精云坦言那时自己和家人对志愿并没有什么概念，父亲这样说也只是因为：“我胆子小，妈妈杀鸡让我抓着，我都是闭着眼，脑袋别向一边，把胳膊远远地伸着。”“我从小就内向，不爱说话。”……

39年前父亲对他的认识是对的，而之后的方精云却有些“叛逆”———

至今还“晕针”，却已完成60余座山地的野外调查工作，钻山林、上高原、睡帐篷，足迹遍布全国；世界三极，他去过两极。历经危险无数，却不曾止步。

至今也是喜欢看书多于说话，但讲起生态学总有说不完的经验和新奇想法，培养了一届又一届优秀的学生；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提建议时也是直言不讳。

务实而创新、执着而勇敢……说不好是知识给了方精云“力量”，还是骨子里的本性让他在攀登知识的高峰中愈战愈勇，又或许两者都有。

野外调查路上“上下求索”

“生态学家要成为大自然的医生。”方精云这样形容自己的工作，只有走进自然熟悉自然，才能判断它是否健康，知道怎么给它“瞧病”。

他所说的走进自然也就是“野外调查”，是生态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获得一手资料和科研数据绕不过的“路”。

1995年5月6日，我国首次有组织的“远征北极点”科考队踏上征程。方精云就是7名科考队员之一。

方精云回忆整个过程都很惊险：在极区飞行时，螺旋桨式的飞机出现了故障，“身下起伏的山峦也跟着蹦蹦跳跳起来”，有队员甚至写下了遗嘱；取样的过程也十分艰难：“镐尖与冻土接触的那一刹那，手上立刻觉出了一阵麻酥酥的滋味，五脏六腑也给震得好像要翻个个儿。”

当时同行的人民日报社记者孔晓宁在《走进北极》一书中还有这样的记载：方精云跳下洞，从不同的层次，把冰样装进小塑料瓶里。这事需要精细。他嫌戴手套碍事，于是把手套甩了上来。很快，他两只裸露的双手，冻得又红又肿……

就这样，方精云冒险取得了北极生物、冻土、冰雪和大气的大量样品。

回北京对这些样品进行化学成分分析后，方精云便开始关注植物和环境中重要化学元素的分布及相互关系。2005年他领导的研究小组在英国《新植物学家》（NewPhytologist）上发表关于中国氮、磷元素化学计量特征的论文，被国外著名学者评价为“填补了全球生态化学计量学研究的空白”。

近30年来，方精云课题组已对我国西藏、青海、新疆、黑龙江、海南等几乎所有省区和日本的主要植被类型进行过实地考察或定点监测，初步发现了我国植物多样性的某些地理分布规律。

“植物多样性”是方精云最早开展野外调查的研究内容，从1989年延续至今，也是他“付出时间精力最多的一个方向”。

起初，科研设备仪器和野外生存条件还比较落后，方精云和同事、学生们经常是扛着钢钎、铁镐等工具，拿上锅和干粮就直奔原始森林开展调查工作，有时一待就是两三个月。

野外调查虽苦，方精云却甘之如饴，用他同事吉成均副教授的话说是“一到林子里，方精云整个人都充满了干劲。”他还回忆说方精云的体力很好，“有时还会给大家做饭，味道还不错。”

的确，方精云自己也说“爱干活”，有空时，他在家里还腌咸鸭蛋之类的。

有温馨的时刻，也有不少惊心动魄的记忆———

2000年的夏天，方精云带着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生态学系4个学生，到湖南和广西交界的一座原始森林做植被调查，在山上住了一晚之后前往一片竹林的时候迷路了，连当地林业局的技术人员和向导都找不到路。

当时的情况出乎预料，“处在海拔1000多米的高度，后来又下起了雨，两个向导吵得快打起来了。”方精云决定，利用手表上的罗盘，带着大家一直朝着前一天晚上扎帐篷的方向走，“遇山过山、遇水过水”，终于走出了林子。

他的决断力让人佩服。而这种临危不乱的能力正是他经历过无数生死考验后锻炼出来的：

1990年夏天，方精云参加中日合作的喜马拉雅山南坡生物多样性调查，并在珠峰脚下海拔5000~5800米的高山冻原地带，研究植物对高寒环境的生态适应性。

那次野外调查他两次面临死亡。

有一次，他在过河的时候陷入深坑差点被激流冲走，幸亏中科院植物所的孙世洲研究员急冲过去，揪住了他。

而就在历时2个多月完成所有工作、准备离开冻原地带的时候，方精云被诊断为“急性高原肺水肿”，这是高山病中最严重的一种。他在日喀则第八陆军医院的急救室里待了5天5夜，一度脉搏每分钟跳到210次。同行的队员们都替他考虑好后事了。

方精云坦言：“经历过那次的遭遇，以后再苦都不算什么了。”

在关于植物多样性的野外调查过程中，方精云被“森林碳汇”在缓解全球变暖方面的价值所吸引。

何谓森林碳汇？即森林中的植物通过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放出氧气，从而把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固定在植被和土壤中。

据粗略推算，150公顷造林可吸收、固定一架波音737飞机的碳排放，15亩造林能固定一辆奥迪车的碳排放。

方精云认为森林碳汇是名副其实的“减排大户”，森林在区域和全球碳循环中起着关键性作用。

经过对森林、草地、农作物、灌丛以及土壤等碳储量的研究，方精云课题组建立了我国陆地植被和土壤碳储量的研究方法，构建了我国第一个国家尺度的陆地碳循环模式，为我国陆地碳循环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前夕，受中科院学部委托，方精云带领他的团队奋战2个多月，对全球主要国家的碳排放趋势和排放量做了详细测算，并据此对我国的气候谈判政策提出了建议，受到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对制定我国的气候变化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2000年开始，方精云又多了一个研究重点———生态遥感。

1997年，方精云到北大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北大有遥感专业，“单纯靠野外调查研究植物很受限。”方精云希望借助先进的技术手段让生态学研究更高效。

他带领课题组结合气候、植被等数据以及生态模型等，系统研究了我国近20年植被动态的变化及其可能的成因，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一些成果也为长期生态学研究计划的设计提供了建设性思路。

凭借在野外科技工作中做出的突出成绩，在2009年6月召开的我国首届野外科技工作会议上，方精云荣获了“全国野外科技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这一称号也是他科研足迹的有力见证。

方精云获得的诸多荣誉里，最令他感到意外的是2008年奥运会“第189号火炬手”的身份。他曾觉得奥运会与他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

2007年9月，方精云入选北京奥运会火炬手名单。同时，作为北京高校系统唯一代表，受邀参加了中央电视台全国奥运火炬手宣传片的拍摄。2008年8月6日，在北京鼓楼外大街，虽然属于他的只有短短几十米，却是一生的美好回忆。

选择林学只因“家乡缺木材”

近30年来，最让方精云痴迷的是科研，而最让他欣慰的是学生，与学生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除了学科知识，方精云传递给学生的还有学习的方法、做人的道理。

学生们眼中的方精云是严厉的，容不下半点马虎：“方老师的‘植被生态学’连硕士博士都要闭卷考试。”“要求数据真实的同时，还要求不能放弃监测到的任何数据，方老师认为有选择性地使用数据是一种学术不端。”“连注释的格式、标点的使用也要纠正。”……

“植被生态学”是方精云很重视的一门课，虽然没有教材，但八大章的内容他每章都认真做了大量的PPT。

硕士生李超直言这门课考试前“要准备好久，很紧张”。而据博士生蔡琼介绍，教授每年都会根据科研的结果以及新的发现，较大幅度地调整讲义。

为什么方精云如此重视这门课？因为它提供了“方法论”，教学生如何用简洁的数学表达式推导出结论，“公式和原理，这些基础知识对于做学问终身受用。”

对于这门课，方精云也正在准备出一本教材，还想把这门课的讲义推到北大的“慕课”（大型开放式网络课程平台）上去。

“组会”制度也是方精云为学生多交流寻找灵感想出的一种方式，“一个人解决不了的问题，大家一起出主意。”

1997年，他到北大后就制定了这个制度，至今已坚持20年，每周固定的一个晚上，都会交流科研进程以及遇到的困难，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除了上课，学生们每天待在实验室的时间都超过10个小时。方精云也是这样，即使再忙也把大把时间花在实验室里。

博士后朱剑霄笑言刚到北大时，提醒自己晚上不能比老师先离开实验室，结果一段时间下来，发现还是熬不过每天凌晨一两点才回家的方精云。

忙碌的方精云被学生吐槽是一个“无趣”的人，“外出监测就对着仪器，室内研究就对着书或电脑。”

方精云爱看书，他的办公室里有一个长约4米高约3米的转角书柜，配上各类标签，把国内外有关生态学的书排列得整整齐齐，像是一个“微型图书馆”，他还为此配了一把折叠梯。

方精云也爱打乒乓球。在没有摆放奖杯、证书的办公室里，他的学生把他参加系运动会乒乓球比赛获得的3张奖状贴在了一进门就能看到的显著位置。学生们笑言：“方老师打球很认真。”“他喜欢赢，但要真赢，很反感假球。”

但方精云严厉的外表依然掩盖不住对学生的关心：指导学生申报课题、引荐他们出国学习、开导不能顺利毕业的学生，为学生联系医生、垫付医药费……

2007年，方精云获得何梁何利科学技术进步奖后，更是拿出全部奖金20万元港币设立“生态学奖学金”，鼓励和支持学习优秀或家庭困难而学习刻苦的研究生。

每逢毕业季，方精云也总是语重心长地嘱咐学生：要坚持“做实事、做好事、多做事”，做好人终究不会吃亏；发扬脚踏实地的作风，一如既往地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以主人翁的积极态度参与到国家的建设进程中，把自己的命运、梦想与国家民族的荣辱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

方精云所说的这些，也正是他从农村到城市，从中国到日本再回中国，求学工作的心路历程。

他从小学习就自觉，父母都是务农的，既不催他也不管他。“学习是自己的事，不学习也是自己的事”，他白天劳动、晚上点着煤油灯看书，“村里书少，谁要是得了本书，必须飞快看完，因为很多人都排队等着呢。”

后来报考安徽农学院林学系也缘于一个朴素的愿望——家乡没有木材，方精云希望“长大了从事跟木材有关的工作，帮村里人搞到木材”。

大学毕业后，方精云作为国家教育部出国代培研究生在北京林业大学学习，后来到日本攻读硕士博士博士后。

一路下来，方精云接触了很多严师益友，李宏开、沈国舫、庄亚辉等老师，还有日本的菅诚、吉良龙夫先生……从老师身上体会到的严谨的科研态度和扎实的作风，方精云也传递给了学生。

“思想多远，事业多大”

方精云说自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闲下来就喜欢“瞎琢磨”。

在同事朱江玲眼里，方精云的科研理念颇具前瞻性；而运用科研成果的时候，他又是敢想敢干的。

2010年至2016年他受命担任中科院植物所所长。在那段时间里，如何将植物所在科研方面的优势转化成经济效益、社会效益，成了摆在方精云面前的一个新“课题”。

“植物工厂”是一次成功的探索。

当时，福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找到了植物所，希望发挥公司在全色系LED光源、芯片等方面的科技优势，与在植物生长、环境调节等方面有着特色和优势的植物所合作。

双方最后讨论的结果是建设“植物工厂”，通过计算机对温度、湿度、光照、二氧化碳浓度及营养液等因素进行智能控制，实现植物全天候高效生产。

2015年12月，双方合作成立福建省中科生物股份有限公司，开始植物工厂产业化发展之路；2016年6月，首栋1万平方米的中科三安植物工厂在福建省安溪县湖头镇建成投产。

在工厂里，利用LED光谱技术及自动化设备，日产蔬菜可达1.5吨，蔬菜产品已在福建厦门、福州和泉州等地130多家销售终端陆续上市。

“内蒙古呼伦贝尔草牧业试验区”的建设则让方精云的另一个大胆设想变成了现实。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是草原曾经带给人们的美好记忆。如今，过度放牧带来了植被盖度低、生产力水平低、优质牧草比例低等牧民忧心的问题。

以“养殖需求增加，饲料用粮不足”为例，方精云说，由于国内的粮食生产主要面向居民口粮，因此，尽管粮食不断增产，饲料用粮仍面临着巨大缺口，已出现了将粮食作物用作饲料的情况。

换句话说，给人吃的“口粮”够了，但给牲口吃的“饲粮”还远远不够，而后者则影响着给人吃的牛肉和羊肉，“现在基本不缺口粮，但老百姓对肉类食物，尤其是优质肉类食物的需求还很旺盛。”

方精云认为要解决我国饲草料短缺的问题，必须改变农业种植结构，建设集约化人工草地，增加饲草在种植业中的比重。

他曾有这样一个设想：把90%以上的草地都“圈”起来养着，只开垦剩下不足10%的耕地，种出优质的饲草，一方面喂饱牛羊，进而丰富人们餐桌上的肉类食物；另一方面也保护了绝大部分的天然草地。

这并非痴人说梦。2014年，方精云课题组将这一想法写成咨询报告《建立生态草业特区，探索草原牧区发展新模式》，呈交国务院。

在报告中，方精云率先提出“草牧业”的概念———即在传统畜牧业和草业基础上提升的现代化生态草畜产业的理念，他希望通过这一理念的计划实施，从根本上回答“要生产效益还是要生态文明”这一难题，解决草畜矛盾问题。

这一报告受到国务院领导的重视，2015年3月，呼伦贝尔生态草牧业试验区建设启动：由方精云领衔的中科院22个研究所、近200名科研人员，在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提供的上万亩草地上研发实践，科研国家队和农业国家队联手，共同开垦着这块位于我国北方草原上的农业结构试验田。

方精云也把试验区建设的经验带到了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

2016年9月26日，在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上，围绕“加强草原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方精云提出“以小保大”的草地保护与利用模式，建议“建立与牧草特点相适应的人工草地生产技术体系”“建立规范的草产品加工与贮藏技术体系”“国家加大对天然草地保护和改良技术体系的研究、示范和推广力度”……

做科研是为了“解决问题”

“不跟风，不随波逐流。”这是方精云对待科研的态度，“坚持也很重要。”

其实，方精云做研究也是十分艰难的，但都坚持下来了。

1989年，中国的科研体制正处于变革之中，科研经费以国家财政划拨为主，获取相当困难。1989年到1991年的两年间，他的科研经费只有1000元所长基金和向同事借的1000元。

与过去相比，现在国家对科研的投入正在逐年加大，方精云深感这对于科研人员是一件幸运的事。

来之不易，更要好好珍惜。对于当前科研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方精云表示看不惯。

“很多高校和研究机构不计成本吸引人才”的现象就让方精云十分担心。

在他看来，一些引进“人才”在一个单位刚工作几年，也不管该单位花了多少人财物，说跳槽就跳槽到待遇更好的另一个单位，浪费了国家和单位大量的资源和钱财。

为何会出现这种乱象？方精云认为一方面是人才引进单位对人选品德情况考察不够，重才不重德；另一方面则是国家人才引进的政策缺乏相应的约束机制。

对此，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方精云提交了《规范引进人才待遇，避免单位间无序竞争》的提案，建议建立规范的人才薪酬激励约束机制、建立引进人才约束及补偿机制，研究建立全国系统配套、有效衔接的人才政策体系。

高校引进人才是为了什么？做科研又是为了什么？

方精云的态度很明确：“做科研，是为了探索未知世界的奥秘，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科技难题”，不应只是为了发表文章，进而获得更多的科研基金或者个人利益。

方精云坦言我国科技评价工作过分依赖SCI（美国科学情报研究所提出的科学引文索引，简称SCI），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学术不端行为，助长了科技人员急功近利、浮躁心理的产生。

2015年全国两会期间，方精云就呼吁“改革科技评价指标，激励科技人员创新创造”；今年全国两会，方精云又建议要花大力气办好一批高水平中文科技刊物。

这个建议的背后，是方精云的切身感受：我国的科研人员花了大量版面费发表英文论文之后，不仅“很多科技成果在国内连个中文的记录都没有”，最后我国还要从国外花大价钱买回这些论文的版权；更重要的是，如果仅仅用英文发表文章，虽然方便了国外，但中国人自己很难理解或理解不了，难以应用或推广。

方精云认为当务之急就是国家尽快实施“中文科技刊物振兴计划”，统筹推进全国的高水平中文科技刊物的建设工作。

方精云边说边反思自己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教师、全国政协委员还有哪些地方做得欠缺：有一段时间没有开展野外调查了，还是有学生不太积极不够上进，挤不出时间参加全国政协的视察调研……

晚上10点半采访结束后，方精云又紧接着开始了下一项工作。

参考资料

【1】人民政协报，方精云：大自然的“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