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一份法案改变了政府没动力高校企业没能力的局面

美国高校如何进行成果转化

据介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规定，教师和研究生发明的专利、软件著作权等成果转让给企业后，将获得技术许可收入的35%。当听说上海“科创中心22条意见”提出“允许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归属研发团队所得比例不低于70%”后，吉格里奇说了一声“哇哦”，但随即表示“可以理解”，因为中美两国高校面临的挑战并不一样。

《拜杜法案》引发OTL模式推广

吉格里奇告诉记者，从上世纪40年代起，许多美国高校成立了资助项目办公室（SPO），负责处理政府、企业资助的科研项目。其中，政府科研项目取得的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发明成果，其所有权长期以来为政府所有。由于美国联邦政府没有统一的专利政策，要对这些成果进行商业化应用，需要26个政府部门批准。繁琐的行政手续导致大量专利闲置。截至1980年，联邦政府虽然持有2.8万件专利，但授权商用的比例低于5%。

一方面，政府工作人员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进行发明成果转化；另一方面，受政府资助的高校、中小企业希望把科技成果转化为产品，但苦于没有发明所有权。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在威斯康星大学等单位的游说下，美国国会参议员伯奇·拜厄与罗伯特·杜尔提出《拜杜法案》，1980年由国会通过，1984年进行了修订。根据该法案，联邦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取得的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发明成果，其所有权属于高校等受资助单位。

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一项重要议题。自1980年《拜杜法案》颁布后，美国高校逐步建立了成熟的技术转移体制。其制度设计有哪些特点？记者采访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知识产权和产业研究联盟办公室（IPIRA）主任埃里克·吉格里奇。《拜杜法案》引发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制度的变革，斯坦福大学创立的技术许可办公室（OTL），在各个高校复制推广。1981年，美国高校的技术许可收入只有730万美元；而到了2008年，其规模已超过34亿美元。

收益分配并不是每个教师都满意

在加利福尼亚，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是继斯坦福之后第二所建立OTL的高校。“大学不是公司，所以我们不把专利、软件著作权等发明成果卖给企业，而是授权给企业使用。”吉格里奇解释说。

OTL的工作程序为：第一步，取得科研成果、希望转化的高校教师和研究生提交“发明披露表”，OTL记录在案，并指派一名技术经理负责此后的全过程；第二步，技术经理对发明披露进行商业价值评估，决定学校是否要为这个发明申请专利、软件著作权；第三步，技术经理与企业进行技术许可谈判，签订协议；　第四步，OTL负责收取和分配技术许可收入。

吉格里奇介绍，美国各个高校的专利许可收入分配比例是不同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规定：发明人获得35%的收益、发明人所在院系35%、校方30%。当得知上海的新政策是“允许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归属研发团队所得比例不低于70%”时，他说：“我可以理解，因为中美大学面临的挑战并不一样，中国的大学科研人员缺少转化动力。事实上，美国大学科研人员也不都有动力。对于我校的收益分配规定，做基础研究的教师都是接受的，但一些从事应用型科技研究的教师会觉得……”吉格里奇耸了耸肩，做出一种不以为然的表情，“我告诉你们的是真实情况。”

据介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OTL每年收到220项发明披露，其中70%是专利，平均每年获得技术许可收入1200万美元。由于美国专利申请的实际费用达上万美元，OTL技术经理会对这些发明披露进行严格的商业价值评估，控制专利申请数量，不会出现我国不少高校每年专利申请量达到上千件的情况。

IAO拥有风投、律所等创业资源

除了SPO和OTL，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还设有产业研究联盟办公室（IAO）。与上世纪40年代不同，如今的SPO只负责联邦政府、州政府的资助项目，IAO则专门负责企业资助的项目。IAO和OTL都同企业打交道，所以组成了一个更大的部门——IPIRA。

高校科研人员如果取得了发明成果，便会到OTL披露。如果只是有一个创新想法，就可能联系IAO，寻找有兴趣资助他做这方面研究的企业。很多企业也会主动找到IAO，出资请高校科研人员为其做研发项目。据介绍，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IAO每年启动约200个项目，2015财年获得的企业资助金额为9000万美元，其中部分经费转给了斯坦福大学，与后者合作为企业做研发项目。

吉格里奇说，除了高新技术企业，IAO还与风险投资基金、法律事务所有合作关系。该校教师和研究生如果想创办企业，也可联系IAO，从而得到资金、法律方面的服务。

在IPIRA的人员配置方面，OTL有10名工作人员，IAO有8人。他们的专业背景包括商业、法律和各个理工学科。“我们人手并不多，所以大家都很忙。”在IAO负责合同事务的工商管理硕士安德鲁·琼斯告诉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