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津培，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十、十二届全国政协常委，中科院院士，科技部原副部长，致公党中央原副主席。

SCI是ScienceCitationIndex的简称，中文是科学引文索引。因为择优收录了大量科技类期刊及文献，又能够通过论文被引用频次等进行统计和比较，所以SCI不仅是一部文献检索工具，还可以被用作科研评价的一种依据，反映基础研究的先进成果。

国内最早认识和使用SCI统计指标功能，认识到中国的基础研究必须与国际接轨，必须面向国际前沿并且让国际同行也能了解我们成果水平的，是基础研究较强的南京大学。

上世纪80年代，南京大学物理学系率先提出：搞基础研究，一定要到国际舞台上去竞争，要在国际性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要有SCI论文，要以此作为衡量物理系教师科研成果和水平的标准之一。

尤其当时国内对科研到底要做什么、如何体现价值的认识还不全面，科技事业刚刚复兴，如何评价科技绩效，是一个既紧迫又全新的问题。而且，从国际上来看，如果听不到我们在国际刊物上发出的声音，中国科学工作者就不被世人了解。

于是，这个想法很快得到当时南京大学校领导的支持，南京大学由此成为率先引入SCI指标体系作为评价科研人员水平的国内第一家高校。

这种做法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通过简单的数量考核，可以避免人浮于事“吃大锅饭”，还能绕开很多难以处理的人为因素的干扰，使科研评价更趋于客观公正。

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受原国家科委委托，每年对SCI、EI（工程索引）、ISTP（科技会议录索引）收录的中国论文情况进行统计并发布排名。其后的若干年里，南京大学一直位居此榜榜首，也逐渐成为各个学校效仿追赶的榜样。记得2000年我到科技部工作时，南京大学依旧领先。

这个指标体系的风向标作用，多少促进了中国学术文章数量的快速增加和某种程度的水平提高。SCI文章的增多，对国家基础研究在国际上的影响也起到了最初设想的促进作用。

在科学技术整个领域，基础研究处在链条的最前端，非常重要，但并不代表科技工作的全部内容。应用研究、实验与发展和科技支撑服务，也是科技领域中的重要类别，仅靠SCI这一根指挥棒，难以清晰衡量出其他科技工作的真正价值。

我是研究化学的，深知仪器设备的重要。“冷冻电镜”技术获得了2017年诺贝尔化学奖，奖励的是冷冻电镜这种仪器方法，奖给了科研设备的创造设计人员。即使后来的生物化学家利用这种设备，发现了很多以前的方法不能识别、鉴定的蛋白结构，也发表了许多《科学》、《自然》杂志的亮眼文章，但是最关键的，是最初建立新的研究方法和装备的那一步。

譬如冷冻电镜这样原创性的科学技术成果，倒不见得能直接产生“亮眼”文章，或者只能产生较少“中低影响因子”的文章，因为多是以科技服务形态作为工作的主要内容，难以用SCI进行准确衡量。如果这样的工作出现在我们这里，很难想象不会被排除在SCI为主导的科技评价体系之外而获得欣赏。

到了2000年，我渐渐看到，做科学仪器的科研人员确实是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的人更喜欢“短平快”直奔SCI而去。

看到这种趋势后，2003年国家科技部开始着手进行相应的改革工作。当年，联合科字口五部门发布了《关于改进科学技术评价工作的决定》，《科学技术评价办法》也随后颁布。《办法》当中的十章60多条，很多说法就是针对一刀切、只看文章的做法不适应科技全链条的评价弊病而制定的，提出了分类评价的若干原则。公布后我还曾组织带领讲师团到全国各地宣讲文件精神。

即便在基础研究当中，研究也分不同层次：有的方向比较热门，很快能够转化为文章，但热闹归热闹，之后的关键是看能不能真的留下有长远价值的东西；有的需要做长期深入研究积累，“十年磨一剑”；有的则属于在还未被认识的冷僻领域攻坚克难、“坐冷板凳”。这类原创研究的被引用的数量因为曲高和寡注定不会太高，但却有望成为科学研究皇冠上的明珠。

一个熟知的例子，就是爱因斯坦用来解释核变反应中的质量亏损和计算高能物理中粒子能量的质能公式E=mc²，这是他毕生最大的科学贡献，比后来令他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光电效应，科学意义更为深远。现在我们都知道了，原子弹、航天事业等许多科学领域的发展，都跟爱因斯坦这个质能公式的原创理论有关，但是当时并没有多少人能理解弄懂。再比如陈景润，他关于数论的工作没几个人能懂，自然没有几个人引用。如果放在以SCI论英雄的社会，爱因斯坦、陈景润们未必会是英雄，但是他们的工作，却是科学自身的核心价值所在，也是基础研究的深层次魅力所在。好奇心和发展需求是基础研究的两大驱动力。如果科学家不为别的因素比如金钱、头衔等“身外之物”所干扰，心无旁骛地做研究，那将是做研究的最佳状态，可惜前一段我们的评价体系自身出现了不少问题。

本世纪初以来出现的对SCI指标的关注，尽管曾经对提高我们国家基础研究的国际影响力发挥过一些正面作用，但因评价结果常常与物质和名分等利益直接挂钩，其负面效应日趋凸显，多年来一直备受各界诟病。到了2017年，政协委员对改革科技评价体系的呼声更加迫切，在全国政协层面经由一系列活动凝聚而更加集中。当年教科文卫等专委会组织有若干次相关会议，又由全国政协组织了一系列相关调研，形成的提案被列为重点提案，再经由主席会议决定，上升成为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的议题。

双周协商座谈会召开之前，中国科学院也组织了院士咨询组对相关问题开展了相关调研。我们连同有关部门、中科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等，去上海、四川等地的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开展调研，还去了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几所典型的高校进行调研座谈，跟校长当面谈问题。

2017年9月8日全国政协“优化创新环境，改革科技评价体系”双周协商座谈会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主持，科技部、教育部、中组部、基金委等部门到会听取委员们关于科技评价制度改革的意见建议。另外，我们又配合中科院做了问卷调查。连同之前的调研会议成果等，通过全国政协、中科院两边分别向上呈送了报告。

到了2018年，国家的一套组合拳亮相了：

当年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郑重发出改革科技评价的号召；

当年出台的《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我国基础科学研究三步走的发展目标；

随后印发的《关于优化科研管理提升科研绩效若干措施的通知》，为减轻科研人员负担，赋予科研人员和科研单位更大科研自主权；

《关于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改革的意见》更是倡导建立以科技创新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系。

文件出台是作动员、做规范、做指向的第一步，背后更重要的，是文件精神的落实和再优化，后面还要有持续推动力，推动文件要求在实践中真正得到落实。

国际上，科技评价也是很多国家近年来面临的巨大挑战。过于注重论文数量、期刊的影响因子等量化指标而非科学研究本身，这一趋势已成为国际上的普遍关注的问题。

现在我国科技评价体系改革已经来到进行时，正在努力推动中。当然，也还会有一些人观望，也仍然会有现实上的种种阻力。但我也看到，在科学技术领域里，有越来越多的既得利益者和非得利益者们对改革形成了共识，正共同为改革呼吁、谋划和践行。连同政府有关部门在认真落实习总书记改革科技评价制度重要指示方面的不断努力，中国完全有能力在解决这个世界性难题上先行一步，为促进全球科学的健康发展贡献一份中国力量。

参考资料：

【1】微信公众号人民政协报（ID：ppcdaily），科技部原副部长程津培：以SCI论英雄，爱因斯坦、陈景润们会是英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