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玉良院士 2019年8月22日余智敏摄

访谈整理者按

杨玉良，高分子化学家。1952年生于浙江省海盐县,1965年考入上海格致中学，1968年作为知青返乡务农，1969年担任赤脚医生，1974年作为工农兵学员入复旦大学化学系高分子专业学习，1977年毕业并留校工作。1984年，在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系获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个高分子科学博士。1986—1988年，留学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从事固体NMR和高分子科学研究。1988年回到复旦大学工作，1993年晋升教授，历任复旦大学材料科学研究所副所长、高分子科学系首任系主任、聚合物分子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上海市高分子材料研究开发中心主任。1999年任复旦大学副校长。200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2006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2009—2014年任复旦大学校长。在访谈中，杨玉良院士主要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同时，作为老复旦人，杨玉良院士讲述了印象中的复旦大学，以及担任副校长、校长期间为复旦大学的发展所做的努力，并对他们这一代人作了历史定位。

粮食匮乏的年代

余智敏（以下简称余）：杨院士，您亲历中国现代史上的多件大事，抓住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的发展机遇，同时作为老复旦人，您也见证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复旦大学的发展历程。我很想请您谈谈您的人生经历和思考。

 杨玉良（以下简称杨）：好的。我于1952年生于浙江省海盐县的一个叫澉浦的小镇，下中农出身，家里很穷。家里没有人受过高等教育。1958年吃大食堂的时候，我已经六岁了。所谓的吃大食堂，就是村民把家里面所有的粮食和大部分的生活用具都交给生产大队，生产大队办一个食堂，大家统一在食堂吃饭，也不用付钱。以前大家都把粮食省着吃，说是“忙时干，闲时稀”，到了青黄不接的季节，还要用南瓜、蚕豆还有地瓜作为补充。但是大家放开肚子吃，我印象中最多只吃了两三个月，交上去的粮食就都吃光了，然后就是严重的食品匮乏。

 我父亲在上海纺织厂里当工人，尽管父亲生活已经很困难，但每个月还是会寄一斤饼干回来。这个饼干里面有一定的面粉成分，其余的估计都是草的粉，再加点儿糖精，吃起来很硬。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上学前母亲总会在我的衣服口袋里塞两片饼干，从我家到大队的幼儿园，小孩子走路大概要十分钟，路途中我的饼干就被抢掉了，小孩子们都饿。

 三年困难时期，县里的人到我们公社来办展览。我们镇上有个城隍庙，城隍庙里头是空的，菩萨的雕像也都没有了，但这栋房子还在，于是就作为我们生产大队举办活动的场所。这个展览的主题就是告诉大家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什么草加上什么东西要怎么弄就可以食用，主要是普及这种“知识”。凡是可以吃的“食品”就做了展品，展览结束后，晚上把门关上，第二天打开门一看，所有的展品全都没有了。有人晚上翻墙进去偷吃了所有的展品。快七岁的时候，我就来到了上海念书。

 在上海念书

余：您为何去上海读书？

 杨：我父亲是上海纺织厂里的机修工。那时户口制度刚刚建立，没有管制得很严，父亲、母亲和我都在上海。三年困难时期要动员回乡，我母亲带着我回了乡，后来按政策父亲可以留一个子女在身边，这样我就从家乡再回到了上海读小学，我母亲和我姐姐、妹妹都还在农村。

 余：三年困难时期，上海的粮食情况怎么样？

 杨：上海比其它地方好一点，但同样是粮食严重缺乏。不少老家的人到上海，投亲靠友。我家14平方米的房子，至少住了10个人，地上全都睡满了。我和父亲两个户口，没有多少定量的粮票，到最后父亲没办法，就在家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你们可以来住，但如果你们有粮票的话，最好把粮票带来。

 余：您父亲是什么样的工资水平？

 杨：我父亲是技术工人，工资算是比较高的，一个月大概是八九十块钱。但是我母亲、姐姐还有妹妹在农村，还有我的爷爷奶奶，一大家子人都是要靠我父亲养活。父亲每个月工资发下来后，留出我们在上海要用的钱外，其余的都要寄到老家去。这样下来，一个月里我们有很多天缺钱。

 父亲厂里专门设有“互助基金”，这个是工人们自己组织起来的。“互助基金”就是工人们工资发下来后，交几块钱到“互助基金”，如果到月底有谁钱不够用，就可以从“互助基金”里借，等到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上个月借的钱就直接被扣掉。尽管我父亲工资还可以，但我记得总归是半个月了，我父亲就要到“互助基金”去借钱。

 余：那您就在上海读了小学？

 杨：对，我在家附近的延安东路第二小学读书，它是一所非常普通的公立小学。上课的话，每天只有半天课，剩下的半天，老师把学生分成一个个小组，大概五六个人一组，这个叫“家庭学习小组”。大家住的地方都离得不远，五六个人中谁家稍微宽敞一点，大家就到他家去，然后弄些凳子，用块板在地上铺一铺就在他家里做作业或者复习，其实也就玩一玩。

 余：您在学校的学习情况是怎样的？

 杨：我在学校是不太吭声的，外号就叫“小女孩”，成绩大概也就中上水平，到了六年级，我的成绩就非常好了。到六年级，要考初中，不同的中学都可以考，格致中学离我家并不是很远——从河南路广东路出发，沿着广东路一直走到接近人民广场的地方，就是上海市格致中学。还有其它的一些中学，比如光明中学也在我家附近，在西藏路，是一所很好的中学。光明中学主要是以文科见长，而格致中学以数学见长，所以我就选择考格致中学。

知青返乡，当赤脚医生

杨：进了格致中学后，一年级上完，“文革”开始了，学校开始停课。那时出身成分好的人自然而然就是红卫兵，我加入的红卫兵组织属于上海的“保皇派”，后来我就没参加任何其它的了。“文革”开始后，我父亲在厂里也挨斗，说他是技术权威，他其实是修纺织机的，完全自学成才。当时《人民日报》、上海《解放日报》经常会发套红的社论，父亲怕我出去参加这些运动，就让我每天在家里把社论抄一遍。

 余：那个时候复课成功了吗？

 杨：没有，停课后还不到两年，我就下乡去了。下乡前我有一个机会，就是去当兵。当兵要求体重最低得有90斤，但我只有89斤，体重不合格，我就只能下乡。还有就是，1968届分配的时候，经济状况很差，上海市不可能提供任何工作位置，这届学生100%下农村，这叫“一片红”。父亲不放心我去其它地方，那么我就回老家去做农民了。

 余：您下农村的生活是怎样的？

 杨：刚下农村的时候，一般正常的一个男性劳动力，按照“大寨式评分”，可以评到10个工分，但我只能评到6分，因为我下乡时的身高是1米46—1米48左右，别人看我长得矮小，也没有真正干过农活。等到我后来离开农村时，我的工分才达到9分。那时收入很低,我父亲每月在上海有工资，总归是寄点钱回来，日子还算能过得下去。

 当了一年多的农民以后，生产大队的人就叫我当赤脚医生。我到县里培训了俩礼拜，得到了一本红皮书《赤脚医生手册》，回来就做了赤脚医生。当赤脚医生比单就当农民好一点，它相当于半农半医。农忙时，我们不仅要下地干活，还要去各个生产小队给村民看病。我们生产大队有七个生产小队，我每个队都要跑，早晨等到大家出工了，我就先到一个生产小队去帮忙看病、配药，弄好以后，背上药箱，骑上自行车，再到另一个生产小队去。我骑自行车的水平很高，背着药箱，哪怕是很窄的羊圈的柴扉，只要车把手能过，就能穿过去；田埂上我也能骑，哪怕是遇到一个田里放水的豁口，骑的时候车把手一拎也就过去了。那时候我本事很大，已经18岁了。

 余：您才18岁，您去给别人看病，别人信得过吗？

 杨：那时农民也没有其它地方可以看病，而且找我们看病不用交钱。我们生产大队有将近900号人，每人一年上交一块钱，合起来的近900块钱就是合作医疗站一年的经费。付掉配给的青霉素、链霉素、土霉素和磺胺类的药片费用，900块钱里的一部分还要花在买打针和针灸需要用到的东西、一些外科手术需要用到的纱布之类的医疗用品，还有生理盐水这些东西上。一些药需要我们到山上去采，每次大概要花两天时间。春播或秋收结束后，农活也不是很忙，每个生产小队的卫生员会被叫来一起去上山采药。我们每个生产小队有一个卫生员，总共有7个卫生员，都是由我来管理。药采回来以后，第二天把该做的事情做好，比如说要把草药晒干、切短等等，存起来备用。

 余：您之前没有学过医学方面的知识？

 杨：我去县里培训了两个礼拜，而且平时也一定是要看书的。嘉兴离我老家不算太远，那里有个嘉兴卫生学校（中专），正好我父亲认识一个人，他已经在卫生学校上完学，通过他，我拿到了一套他们上学时的教材，它是从俄文翻译过来的，这一套教材里有生理、病理、药理和临床等分册。那时村里还没有通电，看书就用一个煤油灯，灯上面闪着像黄豆一样大小的一粒火。“文革”中也找不到其它书可以看，只有马列著作、毛泽东著作。我印象最深的有两本书，一本是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普及书籍——《大众哲学》，一本是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我还看了列宁的《哲学笔记》，马克思的《数学手稿》等等，也不一定能看懂，一本书就翻来覆去地看。

 我们医疗站主要是负责诊治一些常见病、配中草药、进行针灸和做一些小型手术，有点像战地医院，没有手术器械，我们就自己做。消毒就是弄个茶桶，把医疗用具放到里面煮。如果有稍大一点的手术，单人蚊帐往屋顶上一挂，里面就开始动手术，做手术用的蚊帐也放在锅里面蒸过。我在当时的赤脚医生们中的水平算是很高的，我也救过不少人。我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快要上大学的时候，生产大队里有人手指被手扶拖拉机暴露的三角传动带夹断了一截，我们把它清理，剪齐残骨，然后缝合，这个得把皮拉起来缝好，否则手指里面会出问题，也只有这种情况，我们会给他打青霉素，因为一年就二三十瓶青霉素，用起来非常谨慎。

 余：您听说过打鸡血运动吗，它最先从上海兴起，很快传播到了浙江。

 杨：对。打鸡血那时候非常风行，并且主要就是发生在镇上的卫生所，我们镇上也有，而且很有意思。尽管我们那时很年轻，但我们不相信这个，而且我们有一定的医学知识。那时候还有人养红茶菌，吃洋虫，洋虫用枣子饲养。打鸡血都是在镇上卫生所，我亲眼看到过好些人都抱着个鸡在卫生所门口排队。打鸡血的一般都是年龄比较大、40岁以上的人。

工农兵学员，毕业留校

余：您是怎样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学员的？

 杨：毛泽东有个指示，就是说大学还是要办的，学生就从工农兵当中选拔出来。我是被我们生产大队（红旗大队）推荐的。成为工农兵学员是要考试的，我的上一年，我们大队书记的儿子被推荐上了，考前还是我去辅导他功课的，但他基础太差，没考成功。等到第二年再推荐的时候，我群众关系比较好，就把我给推荐上了。本来我也可以自主选择进一个医科学校，因是浙江人，我一开始是被录取到浙江医科大学，但那时知青下乡已经产生问题，有一个政策，上海知青的话尽可能召回上海，所以我转到了复旦大学。班级里的人从全国各地过来，年龄大的有40岁，年纪小的才17岁。

 余：您一开始上课有困难吗？

 杨：来复旦学习，我只有初中一年级的水平。学校编了一本书，把中学的数理化知识浓缩在里头，薄薄的一本，大概200页。老师给我们大概补了三个月后就开始进入大学课程。学习任务很重，我学得非常认真，有那么几个月，我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总算能够跟得上课程进度。我们没有考试，期中考试、期末考试都没有。

 工农兵上大学跟其他人上大学不一样，有一句话叫“上、管、改”，工农兵不仅要“上大学”，还要“管理大学”“改造大学”。老师看到学生是很害怕的。每周六有一个“评教评学”的活动，“评学”倒是没什么，“评教”就是学生给老师提意见，说老师教得不好、学生听不懂之类。我是农民出身，家里的教育观念也比较传统。我从小就养成一个意识，要非常尊重老师。我在“评教评学”会上从来没有发表过批判老师的言论。

 有一件事情我还记得。有一门课叫物理化学，PhysicalChemistry，这门课是化学的基本理论课中最难的。我自学的物理化学的教材，是通过父亲的一个朋友借到的，这本教材由“文革”前南京大学的陈懿编写。教我们物化的邓景发老师上课用的是他自己编的讲义，讲义里的内容基础理论偏弱，而强调联系实际，讲到工厂里的一些东西，当然这也有好处，但是作为重要的基础理论课的教学还是有问题。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就向邓老师提意见，说他的讲义不好。那时他还很年轻，算是学校的骨干教师，为这个事，邓老师一开始对我还有点意见，不太高兴。

 邓老师有一个科研项目，叫“电解银催化的甲醇变甲醛”，老师要到厂里把项目产业化，我记得是到苏州溶剂厂。我们整个班级都去了，大家都住寝室，一个寝室有四五个人，而我有一个特殊待遇，我可以一个人住一个房间，而且不像其他同学在工厂里的大洗澡房里洗澡，我洗澡是跟邓老师一起。为什么呢？刚刚产业化时，老师让学生每天到各个设备上去测量数据，热量衡算是一个严格的化工过程计算。邓老师知道只有我会算这些数据，于是我就有一个寝室请示：需要单独一个房间。我晚上要计算完所有的数据，然后再交给邓老师。那时我们的关系就很好了。后来邓老师升了院士。国家自然基金委成立后，我们经常要一起去评自然基金项目，邓老师身体不好，会打电话给我，我总是和他坐同一班飞机去北京。后来他因心肌梗塞去世，这对复旦是一个重大损失。

 余：您毕业分配去了哪里？

 杨：1976年后，大学里教授有了一定的发言权。1977年毕业分配，我是班里学习最好的，系里的老教授提出来让我留在复旦。我除了和邓景发老师在苏州溶剂厂做项目外，还参与了化学系高分子教研组的另外一个项目，做一种工程塑料——聚苯醚砜。这种工程塑料耐高温，电烙铁可以烫，可做线路板，更重要的是，它分量轻，强度高，还可做部队用的塑料枪托。聚苯醚砜是英国人先发明出来的，国内当时还没有。“开门办学”是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一个教学内容，我们到上海天山塑料厂待了一个月，在那儿我负责一个4人小组，主攻聚苯醚砜的合成。

 按照国外的专利和文献，要用氢氧化钾来成盐，才有可能合成高分子量的聚苯醚砜。一般认为钾的活性比较大，而钠的活性太小，所以聚合不了，我做了非常仔细的理论研究和数学推导，发现不一定要用钾，用氢氧化钠或碳酸钠照样可以聚合得到高分子量的聚苯醚砜。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解决了系里教师们多年未解决的问题，系里的老师包括当时的党总支书都觉得我好像很厉害。从上海天山塑料厂“开门办学”回来后，很快就毕业分配，我就留在了复旦。

中国第一个高分子科学博士

杨：1977年以后，整个社会对工农兵学员是不接受的，他们认为我们没有好好地上过课，不算真正的大学毕业生。工农兵学员一方面名声很差，另一方面收入也低。原来大学毕业的人一个月的工资是60块钱，我们的工资一个月是45块钱。如果到人事处去查档案，就会发现工农兵学员毕业后未考取研究生的，档案里学历一栏填的是“大普”，不是“大学”，而且我们那时还没有学位制度。

粉碎“四人帮”后，当时学校里有“两兵学员回炉”的举措，就是留校的工农兵学员，由各系老教师负责补课，然后去考试，考试通过即可被授予大学学历。总共要考12门课，我考了4门后就放弃了。数学最先考试，我拿了满分，是整个化学系的第一名。第二门是无机化学，我又考了系里第一名，第二名比我少了将近20分。无机化学的试题是系里老师谢高阳教授出的，他在无机化学方面造诣很高，谢高阳教授还问到考第一名的人是谁，是不是无机专业的，结果他发现是高分子专业的。多年后，我们成了忘年交。第三门是力学，我考得并不十分出色，但还是过了。我试过考第四门课，分析化学。这是我最不喜欢的一门学科，比如说，某个酸碱滴定实验用什么指示剂，指示剂的转变点在什么pH值等等，这些都需要自己死记硬背。结果我考了59分，没有通过。我也算是留校教师，就去找评阅试卷的老师，看能不能在试卷里多找出一分，再多一分我就可以通过这门考试。改试卷的老师刚好是夫妻俩，都是留苏回来的，对工农兵学员肯定也有意见，就说不行。我也很生气，突然发现自己也很傻，研究生入学考试只要考4门课，而“两兵学员回炉”这个要考12门，于是我决定第二年去考研究生，说实话，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远大理想而要去考研究生，纯粹是因为这样的功利思考的偶然结果。

 硕士毕业后，我们高分子专业的老教授于同隐，劝我继续留下来念博士。我已经不想继续在复旦读，想考吉林大学，做唐敖庆或者他的弟子江元生的博士生，唐敖庆当时稳坐中国理论化学领域的第一把交椅，现已逝世多年了。后来，我导师于同隐教授跟我说，“算了，你就别考那边了……”，于是我就考了复旦的博士。那时候已经有学生出国读博了。

 我用了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完成了博士论文——《高分子链静态和动态行为的图形理论》，后来还获得了中国化学会首届青年化学家奖，但当时不能提前答辩。那时候刚恢复学位制度，我们研究生院也刚刚成立，我已经是教师，也有孩子了。有一次在工会食堂吃饭，碰到研究生院的女院长，她告诉我最近教育部下来了文件，可以提前毕业，我赶紧准备好论文，通过了答辩，顺利毕业。博士论文完成后，刚好有新学生进校，需要辅导员，学校要求研究生的辅导员最好具有博士学位，于是就让我当研究生的辅导员，这个时候我才想起来可以出国去做博士后。两年后，我就出国去做博士后研究。

 余：当时高分子专业在国内是什么样的？

 杨：当时全国有高分子专业的地方很少。真正比较完整的搞高分子的主要就5个地方，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中科院化学研究所，还有一个是中科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这5个单位算是全国高分子专业中发展最好的。即使是国内最好的，跟国外相比还是差距巨大，除了中科院化学研究所搞高分子物理问题研究以外，其它的基本上都集中在高分子化学领域，同时稍微涉足一点高分子力学行为的领域，基本没有真正做高分子物理的，基本上都不懂高分子物理的相关理论。那时从事高分子科学的人员基本是学化学出身。

 于同隐教授也是有机合成化学出身，搞高分子合成化学。当时，于同隐教授意识到高分子物理的重要性，鉴于我的数理基础稍好，他给我安排了任务，去做高分子物理，而且研究方向是高分子物理的理论，我也一直做到了现在。回到十几年前，复旦的高分子物理还是国内最好的教学和研究单位之一。现在，全国的高分子科学发展很快，复旦的高分子物理的基础理论研究要在国内保持一流需付出很大的努力。

 余：您后来去了哪个国家留学？

 杨：于同隐让我去美国做博士后。我是中国第一个高分子博士，但美国那边的学校对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根本不了解，也不太接受，给的工资就很低。这件事上报到学校，那时谢希德当校长，谢校长说这不行，美国那边怎么把我们的博士看得这么低？我自己呢，就联系了德国那边。德国马普高分子研究所的所长说基于我在国际上发表过9篇文章，他们接受我的申请，只要确定好时间我就可以过去。决定去德国后，就需要把美国的推掉，正好美国那边的教授访问我们学校，我导师就让我待在家里。美国教授走后，于先生跟我说那个教授说想见见我，于先生就跟他说我出了车祸，住在医院喽。我老师是一个很老实的人，很厚道的一个人，在做人和带学生等方面带给了我巨大的影响。

 余：那个时候出国也要通过语言考试吧？

 杨：对，我考的是EPT。

 余：到了德国马普，您学得就更为先进了？

 杨：对，这很有意思，我一辈子换过很多研究方向。我是工农兵学员的时候，做的是高分子合成，像聚苯醚砜的合成。大学毕业留校期间我做的是耐高温高分子的合成，当时核工业上要用到的一个耐高温的材料叫聚苯基喹噁啉（PPQ），它是核热工上要用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材料。到了硕士，我是做光散射，研究材料受了应力后产生的银纹和裂纹的光散射，再反过来研究材料结构性能，光散射就比较偏物理了。到了博士，我做的是图论，研究数学里的图论在高分子构象和粘弹性分子理论方面的应用，这个就非常偏重理论了。在德国做博士后的时候，德国老师是做固体核磁共振，研究高分子材料的表征与性能。做核磁共振要用到量子力学的知识，原本学化学的人是根本不学量子力学的，但我自己学过，这对我来说并不十分困难。虽然之前没有接触过核磁共振，但我很快进入了这个领域。

德国的教授看我上手很快，也做出了一些重要成果，非常惊奇。他非常高兴，跟我说我可以不用亲自做实验，他派两个博士生给我，让他们做实验，我负责指

导即可。我在马普所小有名气，我做博士后，又做个小老板，我每天上午到所里，像开门问诊一样跟学生谈谈工作安排，讨论一些相关的学术问题，弄完以后我吃个午饭就回家看书了。

 余：相比于国内，当时德国的科研环境和科研条件是怎样的？

 杨：当时中国和德国的生活差距是天地之差，科研条件更是天差地别，他们一个大教授课题组的科研经费比复旦大学一年的科研经费还多。

 回国之后我就遇到了麻烦，当时中国还很穷，买不起核磁共振仪器，我不得不又改到做液晶。后因国家需要，又从事BOPP、PPR、PE100和碳纤维等的基础研究和开发。我反正从化学到物理，理论到实验，从实验到材料，一直到先进材料，各种都做过，研究面很宽。好在我有比较好的数理基础，也有比较强的自学能力，对任何一个新领域我都不怕，切换领域，乃至改行也比较容易。

再回复旦

余：您回国以后就一直待在复旦？

 杨：对，基本上是这样。后来就评上副教授。那时候我开始申请自然科学基金，有了国家的经费，申请到霍英东基金等，一直做到“863”“973”的大项目。我回国后的工资也很低，1988年的时候一个月工资才一百多块钱，但我对自己的生活要求也不高。

 1999年，我当了复旦大学的副校长，主管科研和产业，复旦科技园是我着手办起的，也算是当时位列全国前三的科技园。2003年升了院士以后，有人开始关注我。后来我就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当主任，2009年我回到了复旦，当了校长。

 余：您对于管理复旦大学有什么样的想法？

 杨：我有我的治学理念。我读了好多书，可以说国内国外有关高等教育的名著，我都读过。我在复旦也做了几件比较重要的事情。第一，我在复旦设立了人文基金，给了人文社科超乎以往的支持。科技对于国家发展很重要，但随着国家发展，人文在某种程度上更重要，我有很多人文社科背景的朋友。第二，我理顺了复旦的本部和医学院的关系。还有，我们在北欧和美国成立了“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一个在UCSD（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一个在哥本哈根大学。UCSD的“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跟美国的布鲁金斯（Brookings）研究所、华盛顿的和平研究所等智库都建立了联系。

 余：您为什么要卸任复旦大学校长职务？

 杨：2013年11月份我提交了第一份辞职报告，我接连打了三次报告，2014年10月份，我正式卸任。我辞职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年龄已经比较大了，985高校中，我是年龄最大的校长，另一个是因为对于大学治理我有我的理念，但我觉得自己没有能力贯彻我所认为的理念。我觉得在坚持办学方向的前提下，大学的充分自治是世界一流大学必须坚持的。

 我现在一直做我自己的业务，花10%的精力在古籍保护上。古籍修复和保护的任务很重，一方面是原先我国的经济条件不够，欠账太多，另一方面是没有足够的理工科背景的人员从事这一方面的工作，将现代科技引入到古籍保护与修复，这是一个新的任务。为了做好古籍保护，第一，我主要是从社会上募集资金；第二，建立了写印材料实验室；第三，启动了复旦的第一批项目；第四，建立了必要的国际联系。现在我们研究院在国际上颇有名气，在这个行当里头，好一点的科学家很少，我被邀请过好几次到国际上去作报告，我们培养的学生也多次被埃及开罗和美国加州邀请去帮助他们修复各种纸质文献，同时也有不少国家的相关人员来我们研究院进行短期学习。

 余：一个大学有一个大学的精神气质，作为老复旦人您认为复旦的精神气质是什么？

 杨：复旦相对来说比较低调，清华比较务实，北大思想比较活跃。真正左右了中国现当代社会发展的一所大学，就是北大，因为五四运动嘛。中科大也有自己的特点，因为它聚焦在科技上，所以中科大人非常务实，很拼命，却又并不想当部长之类的官员。复旦的人对每年发多少文章不怎么看重。复旦大学最好的一点就是气氛自由。复旦有个民间校训，叫“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复旦比较低调，有名的学者，无论是文科的还是理科的，基本上都不太吭声。像复旦搞思想史的葛兆光、搞历史地理的周振鹤、编《英汉大词典》的陆谷孙，都非常厉害，学问做得非常好；还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俞吾金，他可以算是著作等身，但凡他有关于马克思研究的讲座，走廊上都站满了人，他也很低调，很遗憾，后来他去世了；张军、李维森、华民等都是非常好的经济学家；研究蒙元史的姚大力也极其优秀，研究蒙元史得懂蒙文、藏文，还要会阿拉伯语等多种语言，他写的文章，别人怎么评价，他也不管，也不去跟别人争辩。我们有一大批这样的人，我当校长的时候结交了一批文科的教授，我知道他们的水平之高。很遗憾，我在任时间比较短，但在我的任期内，我尽力让我们的文科有一个很好的研究环境。

 我们这代人非常感谢邓小平。我经常说自己是农民出身，两腿泥还没洗干净，既不是生于知识分子家庭，也不是干部子弟。邓小平同志提出改革开放后，我们这一代人解放了思想，打开了眼界，才得以有现在的发展。我是1977年大学（工农兵学员）毕业，接下来马上是20世纪80年代，这是中国整个知识界思想最解放的时候。

 那时候学校没有给老师们安排上课，他们也会自己在学校里贴一个广告，写着哪天晚上在哪栋教学楼第几个教室讲什么内容，学生们都去听课，讲台只有老师自己站的地方，其它地方全都挤满了人。那时我就体会到一批大师的学术水准之高。我原先自己也学过量子力学，听了倪光炯讲了两礼拜的量子力学后，脑子里就把知识理得非常清楚。复旦数学系的一个教授在我们老校区的一个大教室里面讲线性代数，教室里和台阶上都坐满了人，窗口前也挤满了，我们到食堂买了饭以后就去占位置，否则听不到老师讲课。卢鹤绂老先生给我们讲量子力学的哲学问题，他也是复旦的名牌教授，他作报告不用稿子，就一沓卡片放在桌上，说的过程中不时拿出一张，跟我们讲关于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学派的哲学观点等等。物理系的王兆永教授是讲数学物理方程的。这些都是很难的理论课。那时候正好杨振宁又访问复旦。那时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刚刚提出，我在化学系就把几个青年教师组织起来学习，我主讲普里戈金的耗散结构理论。20世纪80年代大学里的学习热情非常高，晚上教室里的灯光全都是亮的，大家碰到了首先都是讨论学术问题，我也非常怀念那个年代。

 我们这代人很简单，也很普通，但是在中国的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我们这些人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上一代著名的科学家们都已经老了，我们正好接上来，但是我们没有受到很好的教育，我们能做的就是接好接力棒，赶紧交给下一代。我们并不把自己看得很高，更不能把我们这一代曾经挨过的饿、吃过的苦当作一种资本去教训下一代，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地位和责任，我们这些科学家是我们这一代人里头幸运的几个，正因为这样的人很少，所以我们承担的责任很大。比我们年轻十多岁、二十多岁的人，他们现在在科技界做出的水平就要比我们高得多。最近20年科学技术发展得很快，后面一代人就接上来，他们有他们的历史使命。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的使命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参考资料

【1】载于《科学文化评论》第17卷第2期（2020）

【2】微信公众号国科大科技史与科学文化（ID：ucaskejishi），从赤脚医生到大学校长 杨玉良院士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