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多恩院士

我与王恩多院士是高中和大学的双重校友。高中都毕业于济南一中；大学都是曲阜师范学院 （现名曲阜师范大学）化学系的学生，我是1960级，她是1961级。

近年来，学校尤其是化学科学学院，跟王恩多院士的联系较为密切，因而使我对她的成长过程，有了更多的了解。说起王恩多院士成功的原因，国家、父母、学校、单位等，诚然都功不可没；但其主要和决定因素，应是她本人的聪慧，以及几十年对科学研究的矢志不移和长期的刻苦钻研。作为校友，对她取得的成绩和荣誉，我感到由衷地光荣和骄傲；尤其她对科学研究几十年的执着精神和刻苦钻研的优秀品德，对我启发和教育很大。

早年立志

优质的中小学教育，加之家庭与社会的良好熏陶，使王恩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知识，并较早地确立了终生搞科学研究的宏图大志。

王恩多祖籍山东诸城，1944年生于重庆，1950年跟随父母来到山东济南。她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从小就饱读诗书。1955年，不满11岁的王恩多考入了济南一中初中。在初、高中的六年中，学校高水平的师资、良好的教学仪器设备及图书馆丰富的藏书，为她的课堂学习和课外阅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王恩多是图书馆的常客，在宽敞明亮而安静的阅读室里，她最喜欢的是 《居里夫人》、 《知识就是力量》、 《科学画报》等。通过课堂学习和课外阅读，王恩多初步懂得科学知识对工农业生产和社会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诸如发现了放射性元素，就有了原子能发电和原子武器；发明了青霉素，就能使一些疾病的治愈成为可能……家庭浓厚文化氛围的熏染，学校良好教育的培养，多样课外知识的润泽，以及她的姨妈———著名植物学家吴素萱和众多科学家事迹的启迪与感染，促使王恩多日渐强烈地产生了对自然科学研究的无比向往。在中学阶段，王恩多就立下了明确而坚定的志向，即以居里夫人为榜样，将科学研究作为毕生的事业。

二进曲师院 两考生化所

由于当时的某些原因，在高中以后的求学和早期工作过程中，王恩多经历了较为曲折和艰辛的道路。

1961年暑期高考，王恩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曲阜师范学院化学系。当时化学系的培养目标是中学教师，这显然与王恩多早已既定的学习志向不符，故入学后的一段时间，她情绪有些低落。幸运的是从1963年起，按照国家新的规定，曲阜师院的本科毕业生可以报考硕士研究生了，这对王恩多来说，是一个能够实现自己理想的大好机遇，再加上化学系领导、辅导员、任课老师、父母和她姨妈吴素萱的鼓励，她很快又燃起了原有的志向。在之后的两年内，除了学好老师正在讲授的课程外，她还要花一定的时间准备研究生入学考试的有关课程。1965年6月，王恩多如愿以偿地考取了自己心仪已久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师从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后于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邹承鲁教授和伍钦荣先生，进行生物化学专业的研究生学习。

但学业仅开始一年后，她的求学之路又发生了变化。1966年秋，她中断了研究生课程的学习，被安排到天津市的小站解放军农场进行劳动锻炼，同其他的一些研究生在农场内干种水稻的农活和其他杂活。1969年12月，王恩多结婚。1970年2月，劳动锻炼结束，分配到上海生化所工作。不久后，她的儿子于珩出生。于珩被留在济南的婆婆家，王恩多回到上海生化所，丈夫于英川仍在曲阜师院数学系教书。从此，三口之家过着三地分居的生活。直到1975年，为了一家三口的团聚，王恩多主动调到母校———第二次进入曲阜师院化学系，边教书边搞科研。

“文革”刚结束，上海生化所的张友尚（2001年当选院士）和鲁子贤二位先生到山东兖州肉联厂提炼胰岛素，其间曾骑三十里路的自行车，专程到曲阜师院看望王恩多，并鼓励她回生化所；已调到北京生物物理所的邹承鲁教授，也建议王恩多应再回上海生化所。1977年，王恩多出差去上海，顺路去上海生化所看望王应睐所长和原来的同事，王应睐张口第一句话就说： “你可以来生化所复学嘛！”领导和同事的鼓励，让王恩多坚定了信心。1978年，王恩多已拿到了补发的研究生学历证书，丈夫也已通过英语考试，马上就去北欧的比利时进修。即使这样，为了更好地学习和深造，在曲阜师范学院王路宾书记和赵紫生院长及化学系的支持下，王恩多毅然第二次考取了上海生化所，受业于1955年当选的院士、我国生物化学的奠基人王应睐先生和许根俊院士。

彼时，王恩多已年满34周岁，儿子于珩也已是8岁的小学生了。距离她1965年第一次考入生化所，整整过去了13个年头。1981年，王恩多第二次拿到研究生学历证书，并且第二次留到生化所工作。

为了中国学者在国际上的一席之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迎来了崭新的科学春天。在曲阜师范学院和上海生化所的关照下，王恩多的丈夫于英川调到了上海，一家三口重又团圆。

“让我国的相关研究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这才是我国科学家最为欣慰的事情。”王恩多一直用这句话勉励自己和鞭策行动。为了不断督促自己，王恩多给自己的格言是：“童心和好奇心可使人永远快乐、不断进步。”她始终不满于现状，并经常提醒自己： “竞争面前男女平等。别人不会因你是女性而照顾你；也不会因你是女性而为难你。关键是自己要具备竞争的能力。”她抓住重要阶段的重大问题，尽量多挤出时间去看书、去做研究。下面仅举几个典型事例，看看王恩多是如何践行自己的格言而不断成功的。

其一，1984年，DNA重组这种技术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年届四十已到不惑之年的王恩多，经申请获得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Fogarty国际基金会提供的奖研金，她也是中国大陆学者获得该基金资助的第一人。利用此基金，她要在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做为期三年的博士后研究。因为当时DNA重组技术还只有书本知识，尚无实验资料，使得她在研究上颇有压力。勇于探索的王恩多，仅经过三个月的不断努力，她的研究结果就使外国同行大加赞扬了。基于她的出色研究，半年后，上述基金会就破例批准再给她提供第二年的奖研金。当霍兰德 （Hol鄄land）教授听说此事后，当面伸出大拇指，高兴地对王恩多说： “Fogarty国际基金会给你的奖研金，是时间最长的。您这位40岁的中国女留学生，真是了不起！”

其二，1992年夏，正当王恩多要出国搞合作研究时，突然被查出患有乳腺癌。她在国内住院手术治疗，术后仅四个月，在医生同意后只几天，她竟然提着行李从法国巴黎的机场走出，来到法国国际科学研究中心分子与细胞生物化学研究所研究员让·甘乐夫（Jean Gamg loff）的实验室，同别人进行合作研究。为了不让对方产生任何顾虑，当时王恩多没流露出刚动过手术的任何一点痕迹，而是仍像常人一样，照样用对身体不利的放射性同位素化合物做实验。在两年后的一次闲谈中，当让·甘乐夫先生知道了王恩多的真实情况后，他竟感动得边摇头边自言自语： “真是不可思议。”

此后的十多年里，她又先后去香港、法国、加拿大等地的多个研究院所，多次与人进行合作研究。

王恩多在第二次研究生毕业的二十多年里，她不知劳苦、不怕病痛、不惜暂别家人、不辞国内外长途奔波，坚持几十年如一日，在酶学和酶与核酸相互作用方面，进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研究。她成功主持了国家高新技术863计划生物领域的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研究项目及中科院重大和重点项目共15项，发表了研究论文一百多篇，其中在国际学术期刊上以通讯作者发表论文达45篇。2005年她当选为中科院院士；2006年又当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她先后担任多个学术机构的领导和国内外多种学术期刊的主编、编委。

热心实干的社会工作者

王恩多院士经常用自身的经历和体会这样教育学生： “每个人的成长，既离不开国家、社会、单位和前辈的提携、鼓励，也离不开同辈的支持、关心，以及学生的帮助、合作。”因此，她认为科学工作者除了进行科研外，还应关心社会、帮助他人。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和胸怀，她在科研之余，还承担了较多的社会活动并担任有关职务，做了大量工作。她曾担任上海生化所妇委会主任三届共12年；当过上海市科技妇委会副主任、主任，为别人孩子入托、上学等事情，曾三番五次找有关领导商量解决；她还是上海女科学家联谊会的理事长，为使女科学家能有一个宽松的工作环境，尽了不少心力。她在担任十届、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时，更是尽力履行职责，认真调查和反映广大科研人员的意见。她所提交的关于建议修改国家科技法、关于评定科研成果的有关署名问题、以及基础科研经费应随国家GDP同步增加等多项议案，都被国家有关部门采纳。

如今，王恩多已是国内知名的生物化学家、分子生物学家及中科院院士。她已是功成名就，且又年过古稀，本该颐养天年了。但王恩多不这样认为，她既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也不打算 “刀枪入库”而去颐养天年。她继续铭记 “童心和好奇心使人永远快乐、不断进步”的格言；一直秉持 “学无止境”、 “与时俱进”的认识；时时葆有对未知世界探索的浓厚兴趣；处处保持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英雄暮年，壮心不已”的振奋姿态，仍坚定不移地对生物化学进行着深入研究。

回想几十年来的生活经历和科研道路，王恩多院士的感受与体会是：支持能沁人温暖，助人进取；科研可让人感受生活，享受快乐；成绩会令人欣慰，促己再战。而她唯独感到愧疚的是，长年忙于科研和工作，亏欠家人的太多太多。

（作者系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现已退休）

参考资料

[1] 曲阜师大报，理想与坚持使她成长为院士———记中科院院士王恩多的奋斗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