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第一个十年：肿瘤科大夫

 从名字开始，邹建军就与军人结下了缘。

1989年，她来到第四军医大学，成为了一名军人，并在这里经历了6年的临床医学本科的学习。毕业分配时，领导希望她能留校当老师，但她拒绝了：“当医生是我从小的梦想，我要去做医生！”

于是，她去了解放军总医院的临床医学部。

医院领导见她一个小姑娘，想要给她安排个干净、轻松些的科室，但她再次坚持：“我要去肿瘤科。”

20多年前的抗肿瘤治疗，除了化、放疗，还没有很多的治疗手段，大多数病人就诊时已经是肿瘤晚期，肿瘤内科更像一个临终关怀病房，病人在这里大多是进行姑息性治疗，医生的活很苦、很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一门心思地想做肿瘤科医生。”时至今日，邹建军依然说不清楚自己对肿瘤治疗的执着从何而来。

但就是这样，从一开始就执着于此。

2000年，在做了5年住院医生，刚刚成为一名主治医生时，她选择了继续深造，考上第二军医大学长征医院的临床肿瘤学博士（硕博连读）。因为是临床的博士，所以除了刚开始那半年在校上课，剩下的四年半，她都以长征医院肿瘤科主治医生的身份边学习边进行临床工作。

“博士论文答辩当天，我上午还在带着住院医生查房，下午再去答辩的。”她笑道。

十年的肿瘤科医生的经历，让邹建军实现了小时候的“医生梦”。回顾那段经历，她骄傲地说：“我努力做到了一个好医生，一个关心病人，对病人好，有良心的好医生。”

02 第二个十年：外企抗肿瘤药物研发

 然而，邹建军也意识到，作为一个肿瘤科医生，能救的病人太少了。

博士毕业的她，机缘巧合下进入跨国制药公司——德国拜耳。那是2005年，跨国制药公司还没有将中国纳入早期研发的阵营。

“中国没有加入全球的研究中，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总部认为当时中国团队里缺乏具有多年临床经验的肿瘤科医生，有经验的肿瘤学博士。”当时拜耳在中国的医学部负责人在找了一年几乎要放弃时，邹建军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

拜耳当时在中国做的第一个抗肿瘤药是索拉非尼，治疗肝癌和肾癌，邹建军就是负责这两个适应症在中国的临床研究，“在肝癌适应症上，索拉菲尼的获批在中国创造了行业内的奇迹-在FDA批准肝癌适应症9个月后，在中国就获得了肝癌适应症的批准。

以中国患者为主的亚太地区的研究得到了和以白人为主的全球III期研究几乎完全一致的风险比（HR值），这也证明中国的临床研发团队和中国的专家一起， 同样可以完成高质量的临床研究，可以承担高标准的全球研发项目。

因为在索拉非尼项目上的成功以及出色的领导力和管理能力，邹建军在2009年被派到位于新泽西的美国拜耳总部，开始了她在全球医学事务部的工作，2010年她被任命成为另一个肿瘤产品Xofigo的全球医学事务负责人。2012年底，邹建军接受了美国新基医药的邀请， 成为新基医药中国医学事务的负责人。 

十年的跨国企业工作经历，是邹建军职业生涯中一笔丰厚的“财富”。

“在跨国企业工作，我得到了非常系统、正规的培训，在美国工作的那些年，让我有机会了解和接触了不同的文化，让我能拥有全球的视角，培养了战略思维，综合能力得到了很好的培养和提高。”她表示，“对于一个CMO而言，这些积累和经验都非常重要！”

CMO是一个综合素质要求很高非常有挑战的职位。“医学背景、研发背景、管理能力、决策能力，还要有全局战略观念。”她强调。

03 初到恒瑞：做了两件事

  经秦叔逵院长的引荐，邹建军结识了恒瑞医药的董事长孙飘扬先生。

“你做了10年肿瘤科医生，又在跨国企业工作了十多年，也主导或参与过一些药品的成功上市，积累了很多经验，是时候为中国老百姓做点药了。”她复述着当初恒瑞董事长孙飘扬对她说的话，然后笑道，“这句话打动了我，我就来了！”

那是2015年，“722”事件之后。“722 对整个行业来说都是阵痛。大家开始真正意识到，临床试验的质量是根本，是最重要的。”

初到恒瑞，邹建军做了两件事。

首先就是了解企业的文化，熟悉并真诚地接纳原来的团队。

“恒瑞人身上有很多优点， 高效的执行力、牢固的凝聚力，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 这些都让我非常感动”， 从跨国企业到民族企业，很多人担心的文化冲突并没有在邹建军身上出现，“我以一颗平常心开始了自己在恒瑞的工作”。

喜欢看人优点的邹建军完全没有过渡期地就很好的融入了原来的团队，同时，她也被原来的团队接受了。

“跨国企业有跨国企业的优点，恒瑞有恒瑞的，把双方的优点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扬长避短，就可以打造一支优秀的团队。”她表示。

邹建军在恒瑞做的第二件事，就是完善临床研究体系。“恒瑞有非常丰富的研发管线，公司的战略目标也非常地清晰——创新与国际化”。

为了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她招到了一批在外企有多年经验、又愿意一起为民族企业的创新药事业而努力奋斗的很多优秀的人才， 建立了除医学团队以外的各个职能部门，包括新药注册，统计，数据管理，临床运营，战略规划等部门，同时为了进一步开展全球化研究，在国内企业里第一个启用了ARGUS系统，并引进了MEDI DATA系统，“在平台建设上，我们的临床研究体系需要越来越接近国际标准”。

在海外，包括美国、澳洲我们都建立了临床研究的团队并引进了很多资深的优秀人才；我们也在积极的进行欧洲的调研， 时机成熟时会在欧洲建立临床研究团队。“恒瑞现在的临床队伍有850 多人，有120多个临床项目在进行中，“质量永远排第一，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提高效率，实现超越”是我对团队的要求”。

04 下一个十年，甚至更久远

 邹建军到恒瑞三年了，总有猎头找她，对她说可以动一动了。然而，她却觉得自己可以在恒瑞再待十年、十五年，甚至更久。

她说“我每天醒来，内心都充满期盼的去上班，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因为我在做一份我很喜欢的工作。”

正是如此，三年了，她依然像入职三个月那般充满激情。而她总是满怀感激的说，我要感谢我们的团队，从董事长，研发总裁，到我们的一线员工，都充满了激情，充满了对新药研发的热爱。 

“我很喜欢我现在所从事的事业！”恒瑞有这么丰富的产品线， 可以让她去做自己想做的药物研发。“我的目标就是和团队一起， 和中国的专家一起， 把这些很好的药一个个做上市， 让中国的老百姓用的上，用的起！”

如今，她在恒瑞的团队从最初的几十人成长至将近900人，“我非常幸运，在每个领导岗位上都找到了合适的人。”把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让他们发挥领导者的作用，是邹建军的管理方式，“人才才是公司最核心的竞争力”，她强调。所以，“管800人和管80人，对我来说没有差别。”

邹建军对自己的管理团队足够的信任。她总对自己的团队说：“放手做，出了问题我来承担责任。”因为，这也是孙飘扬董事长和全球研发总裁张连山常对她说的。

正是这种敢于放手，敢于担责的领导风格，让整个团队也变得更有责任心，更值得信赖。

她还喜欢在恒瑞的高效与亲和：大家可以随时随地进行深入的学术和策略探讨， 一旦决策做了， 不管困难有多大， 团队都会不折不扣的执行……

“哪怕是孙飘扬董事长，我们在走廊上遇到了，也可以停下来讨论。” 她喜欢这种氛围，自己也在努力营造同样的氛围，“只要我的办公室门是开着的，我的下属就随时可以进来，我会停下我手上的事情，认真的倾听并帮助他们解决问题。” 

对工作的热爱，内心的激情，以及长期锻炼而来的体能与体质，让她很少感受到疲惫。

“恒瑞办公的地方五楼是个健身房，我来恒瑞的第一天就办了卡。每天早上5点多起床后先去跑十到十五公里的步。”跑步时，她有时候会放空自己，有时候则会在脑海中把今天要做的事情过一遍，然后就能量满满地开始一天的工作。

“跑步可以让人变得聪明、变得精力充沛，当然还会让人变年轻。”她笑道，“跑步让我深深的体会到坚持的意义。”不论做什么， 都需要坚持！

相信这一切，都将让她在恒瑞坚定地经历下一个十年，甚至更久、更远。

 邹建军博士

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首席医疗官、临床研发副总裁

从1995年到2005年，作为一名肿瘤科医生在三级甲等医院工作了10年。之后，加入了拜耳公司。曾作为临床试验医师、拜耳中国肿瘤治疗团队负责人领导索拉非尼在中国的临床研发项目。之后，到美国新泽西州，在拜耳总部的全球医学事务团队担任Xofigo的全球医学事务总监。2012年加入新基医药，任医学事务总监。2015年9月起加入恒瑞医药担任临床研发副总裁，负责全球创新药的临床开发。

参考资料

[1]微信公众号同写意（ID：tongxieyi），写意人物丨邹建军：新药研发，我们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