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2005年考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后才认识王文采院士的，即使我有幸与王先生同在一个单位，但我平时却并不能经常见到王先生，一方面可能是因为他本身工作太忙了，另一方面可能是因为王先生和我日常的科研生活轨迹不太一样，我所见到的王先生经常是在植物标本馆里看标本。听熟悉的师兄说，王先生人很好，特别和蔼，师兄有一回没地方住，王先生就把自己家里空房让给他住，师兄还说王先生写拉丁文又快又准，他可以用拉丁文写分类学的文章且不用修改。师兄越是这样说，我越是盼望着能够亲见王先生，感受王先生崇高的人格魅力和精湛的学术造诣。

 第一次印象：

 造诣深厚，记忆非凡

 我是靠对比照片才认出王先生的。王先生看上去是一个和善而沉稳的老人，穿着黑色的便装，在和标本馆大厅里的一个人说着标本的事情，从不俗的言谈举止中，直觉告诉我，这个看起来平凡其实并不平凡的人就是王文采院士！只是匆匆的一瞥，王先生已经在我脑海里留下印象。

 尽管如此，我期盼着有一次能和王先生面对面地交流。我知道王先生现在年事虽高，但他平素却常在标本馆工作，一个偶然的机会，当我去标本馆查阅标本的时候，看见了王先生，开始，王先生在那里静静地看标本，他好像有点赶时间，看一会儿就停下来看表，开始我心存顾虑，不敢去打搅王先生的工作。后来当我发现一份植物标本上的一个不认识的字的时候，自己再也按捺不住了，径直向王先生走去。我把标本交给王先生：“王先生，标本上的这个字我不认识，您能告诉我么？”王先生放下手里的工作，看着我手里的标本，一个字一个字地念出来：“湖北省，团凤”，接着对我说，“团凤是一个镇，在湖北黄冈县，湖北西北部”，我立刻惊呆了：王先生快80岁了，他居然有这么好的记忆力，就连偌大中国的一个小镇，他都能记得这么清楚，然后接着对我说：“这个种是个亚种”，我又一下子震惊了：即使是那些事先没有研究过的标本，他也能在几秒种内说出该物种就是亚种。这下我的问题来了，我趁着这么好的机会，把以前学习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拿出来请教王先生，他都耐心给我回答，特别是很多问题王先生的回答都是一语中的，非常透彻明白，让我茅塞顿开，例如我问王先生“变种和亚种的区别是什么？”王先生娓娓道来：“在这种情况下，两个类群在地理分布上是相离的就是变种，在地理分布上是包含关系的就是亚种。”这个回答让留在我心里3年多的“痼瘤”打开了。通过这次接触，我发现王先生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他同我讲话让我没有压力，而他自己也没有一点架子。

 第二次印象：

 不务虚名，提携后辈

 2006年秋，我们研究所要创办一份报纸，当时我负责该报的编辑出版工作。创办伊始，为了扩大该报的社会影响力，我们决定找所里的领导或者院士题写贺词或者报纸的名字。大家决定找王先生题写。那天，当我从复印室出来正好看见王先生走向自己的办公室，我立刻迎上去，向王先生说明来由。

 跟着王先生走进大约15平方米的办公室，我很惊讶王先生的办公室的简陋和整洁，左边是一个长长的书架，右下角是他的办公桌和一张椅子，除了一张沙发外，没有其他任何摆设，整体感觉相当简洁。王先生听我说完皱了皱眉头，和蔼地说道：“我作了15年的Clematis（植物属名，毛茛科铁线莲属）研究，现在脑海里一片空白，什么都没有了，现在很难写出什么东西来，与其你等我把东西写出来，不如你找其他人吧。”我看王先生一脸难色，自己只好作罢，后来我才了解到，原来王先生为人特别低调谦逊，是他自己不肯留虚名而已。我还听说在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头几年，因为不堪烦琐的开会和应酬，他还曾想提出拿去院士的头衔，其实，王先生是一门心思全部用在学术上，他更喜欢平凡宁静的生活，不在乎自己的得失。

 虽然王先生拒绝了我的要求，但是接着他关切地问我是研究什么植物，我告诉他大血藤，王先生立刻就说：这个属分布在中国的华中、华东和华南一带，在越南、老挝也有零星的分布。通过上次的接触，我已经知道王先生对植物方面的知识倒背如流。王先生思维很清晰也很敏捷，看不出来是上了年纪的样子，我说的话从不需要我重复，他已经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然后给我一个很精辟的回答。

 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大血藤属主要分布在中国，可是中国的植物分类学晚了国外好几百年了，很多即使是自己国家的东西也是外国人先发表的，我们国家幅员这么辽阔，但是因为起步晚，现在在这个领域和发达国家还有一段相当大的距离。他的意思是勉励我要作好这个方面的研究，让我很有感触。接着王先生打了一个比方，假如是中国的峨眉山、金佛山等山上特有的东西，结果却被外国人先拿去发表了，中国人都用外国人先发表的名字，这样自己怎么甘心啊？”他勉励我要有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要好好努力，为祖国争光。半个小时的谈话是愉快而颇有收益的，我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

 第三次印象：

 温文尔雅，大师风范

 第三次和王先生接触是他受邀请来给我们研究生上一次课，回想起那次上课，用“座无虚席”来形容是再合适不过了。王先生8点半开始讲，可是早在8点钟，报告厅里已经坐得满满的，等到王先生正式开始讲的时候，报告厅的过道里、后面的空闲地都已经挤满了人，这次来听报告的不光是研究生，还有很多老师，甚至所里很多搞行政的领导也来听王先生讲课。王先生开始讲了，他讲的内容是《中国近代植物分类学研究史随谈》，语气舒缓，循循善诱，讲一点就往黑板上写一点，每逢有很多细节的地方他就停下来，他自己慢慢说让我们在下面记笔记，把这些内容都一一讲出来了，他的讲课无不折射出他多年来严谨求实的植物分类学功底。其实王先生也有不知道的时候，这些时候，他就直接说出来，把不清楚的地方留给我们下去自己查阅相关资料。

 王先生的讲课有两个特点：一是用黑板板书，在现在电脑普及的年代，王先生仍习惯板书，他讲一点就往黑板上写一点，他的书法很工整，一笔一画，可以看出他有良好的科学素养和习惯。二是王先生的讲义是自己一笔一画自己用手写的，植物分类学的东西很烦琐，稍有不注意就有可能漏掉很重要的知识，可是王先生没有遗漏任何东西，整整三页纸都是他自己用手写下来的，很工整，没有一点潦草的痕迹，我们拿到的都是从王先生那里复印来的。王先生身体不太好，听说他为了给我们讲好这次课，整整准备了一个暑期，我们太感动了，佩服王先生这种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和务实的态度。王先生整整讲了3个半小时，他自己意犹未尽，最后还语重心长地说：“我去国外是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国外的图书馆基本没有关于中国植物分类学方面的图书，这个说明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在植物分类学事业上还是很欠缺的，年轻人要好好努力，为了国家的植物分类学作出更大的贡献”。

“三生有幸”，此生能够认识王先生真是我的福气。现在，进入耄耋之年的他还每周还来植物所一次，去标本馆看看标本，自己写写文章，回答疑问，活得自在安然。套用我们研究所领导的一句话：“搞植物分类学研究的人都很长寿。”我衷心地祝福王先生健康长寿，晚年安康！

参考资料

[1] 科学时报，我和王文采院士的三次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