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今天标准来衡量，赵国屏无疑是一个“输在起跑线上的人”：他小学上了7年，高中毕业到淮北农村“插队落户”十年，直到30岁时才考入大学，35岁留学美国竟然跟老师年纪相仿，知天命之年从研究微生物学、生物化学改行拓展我国新领域——基因组学……

然而这并不妨碍赵国屏成就卓然。一路走来，赵国屏56岁就获评中国科学院院士，他和团队的努力在人类疾病定位克隆上打破了西方科学家的垄断。

他说自己不是最聪明的人，只是一直在努力，他用“勇担重任、当仁不让”寄语今天的青年一代。鉴于现在的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值越来越高，他呼吁父母应树立榜样并提供给孩子自由探索兴趣的空间，而他的中学时代正是对此最好的注脚之一。

儿时兴趣广成就终身事业

1948年，赵国屏出生在上海一个技术官员家庭，父亲赵祖康是我国著名的公路工程和市政工程专家，曾经担任国民党溃退时的上海代理市长和解放后的上海市副市长。他是家中幼子，兄姊皆出于北大、清华、同济等名校；从小在温文严谨的环境中长大。

赵国屏自幼体弱多病，小学甚至读了7年。为追赶进度，1962年，要强的男孩选择了初高中五年制的位育中学。

这所由著名教育家李楚材创办的学校，迄今为国家培养了两院院士11人，著名大学校长26人。

赵国屏幼时父母曾经让他去学过国画、练过钢琴；他自己也兴趣广泛，甚至在少年宫师从亚洲动画开创者万籁鸣的兄弟学皮影戏，但没一项能够坚持下来，“画学了一个月，画完梅花后便没了兴趣，钢琴学了一阵子之后也就不去了。”

这个被父亲批评没有“恒心”的少年也曾想通过写文章出名。多年后他依然清晰地记得当时给杂志《少年文艺》投稿的情景：追梦少年站在邮筒前，四下顾盼，趁无人丢了信就跑。最终也因为没有回音而放弃。

因为从小缺钙，中学时代的赵国屏又瘦又矮，体育运动也成了一大遗憾。听说收发电报也算运动竞赛项目，特地报名参加了区工人体育馆的培训班，“一段时间后，教练就说我已经达到三级运动员的水平了”。

多年后回想，赵国屏感慨正是这一次次对于“前程”的尝试，一个个兴趣爱好的交替，让他对世上万物保持了一分特有的好奇心，直到与生物结缘。

“语文教材里介绍一位小学生，把番茄嫁接在土豆上面，结果上面长番茄，下面长土豆。”对于年少的赵国屏来说，无疑打开了一扇通往全新世界的大门。

与生物有关的一切活动都成了赵国屏中学时代的课余爱好。3年自然灾害，城里人也要想办法搞吃的，这个市长家的孩子在院子里做嫁接，还养起了鸡和兔子，“意识到这是生物体现出的经济意义”。

上世纪60年代，赵国屏偶然在《科学画报》上读到一篇关于DNA双螺旋结构发现后分子和细胞生物学发展的文章，其中提到病毒是介于生命和无生命之间的“生命体”，这让小小年纪的赵国屏深为震撼、着迷。他下决心献身生命科学研究，第一步，就是报考北大生物系。

要上大学，首先学好“数理化”，印象最深的就是高中物理老师。

在讲到牛顿三大定律时，这位学校的二级教师带来一叠油印教材，每人发一本，替换掉当时教育部特批（适用于五年制教学）的教科书，“他说那本书后面的内容是错误的，让我们用他编的讲义”。

 当告别中学校园10年之久的赵国屏参加高考时，物理仍考了95分（百分制），“实际上是和这位老师的教育分不开的。他教的是经典的力学分析，让学生避免了‘传力’概念的误导；从本质上对问题的认识正确了，方法是对的，题目就都能做对”。

面对今天中学教育里的“题海战术”，赵国屏直言，学习需要掌握对问题的根本认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靠题海练习里的“类比”和“经验”。真正的创新在题海里是没有的。

年轻人要有“当仁不让”的豪情

个人的命运常常被时代所裹挟。

赵国屏遇上了“上山下乡运动”的时代洪流，高中没有正常读完，班上同学陆续分在上海的工厂或周边，然而他的“学生物”初衷无论如何都挥之不去，“想用生物知识改变农村”。

1969年1月，20岁的赵国屏自愿来到离家500多公里的安徽省蒙城县，开始了近10年的知青插队生涯。

他带领插队组同学和生产队社员育种、搞试验田、修水利，渴望把淮北穷村变为富饶之地，自己也从毛头小伙儿成长为大队书记。

 下乡伊始，知青学到的第一堂课，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养活自己乃人生第一要务”。一年歉收，一人只分到40斤小麦。赵国屏等8个知青买了很多红薯干，煮熟之后吃里面的心，皮给猪吃。

县里文化局干部看到这一幕后感慨，“这样家庭里出来的人能够吃这样的苦，将来一定是了不起的”。

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赵国屏却选择了放弃高考。因为他放不下改造农村的心愿。

“你应该多学本领，做农民做不到的事情。”直到第二年春节，在生产队长的劝说下，赵国屏清理完账务，才回到上海复习备考。

而立之年，赵国屏终于跨入了复旦大学的校门。此时，他的年龄差不多是班上最小学生的一倍。

“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10年知青生活，鲁迅的话镌刻成了赵国屏一生的信仰。

如今带学生，赵国屏劝诫他们要“勇担重任，当仁不让，就是当一件事很重要但是没有人去做的时候，我能做我就必须去做；但是，这样的事一定是难做的，所以要锲而不舍地坚持做下去；同时，在做的过程中，认真学习，提高本领，把事情做成、做好”。

上个世纪末，中国提出参与全球人类基因组研究的两个1％计划，即完成人类基因组1％的序列测定和识别人类表达基因的1％，并特别关注人类疾病基因组的研究。

赵国屏受命带领中科院团队，参与这一重大科学研究项目。“人类基因”这4个字对已经50岁的他来说，听到时的感觉，和所有的大学生是一样的；所以，他只能边学边做，“我必须要去做，这太重要了”。

2003年4月中旬，中国和其他5个发达国家正式宣布：人类基因组序列草图测定完成，一本人类遗传信息的天书已经写就。中国在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进展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2003年，“非典”突发，全球恐慌。为揭秘“非典”流行过程中SARS冠状病毒的进化规律，没有任何项目经费的赵国屏和他的同事们，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奔赴疫区，通过调查研究，在Science、PNAS等权威杂志上发表了系列论文，为疾病防治提供了科学决策基础，也让那些认为中国科学家在非典领域研究失败的评论戛然而止。

只追求个体的优秀难有伟大成就

多年来，在到各地的讲学和交流中，赵国屏注意到一个现象，许多家长总把孩子的成长看成是学校的事情，“其实，好的家庭教育同样重要”。

这个市长的小儿子即使看病误了上学，父亲用车送到学校时，也是在离校门远远的地方就要把他放下来。

自己数十年不用戴眼镜则得益于父亲的“几不准”：躺着不准看书，吃饭不准看书，走路不准看书，坐在公共汽车上不准看书……

家里的灯光没有那么亮，父亲自己傍晚看书也一定要开台灯，“家长要做很好的榜样，小孩能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

让他无限感慨的是，在不少家庭，爸爸妈妈看电视，让孩子自己在一旁做作业，小孩渐渐玩起游戏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当其他小学生在用很漂亮的铅笔盒时，赵国屏也曾一度抱怨用比较旧的铅笔盒，母亲就教育他不要眼红别人的东西，同时要乐于帮助成绩不好的同学。家里的小院内，从小就是小伙伴的乐园，一起做作业，一起玩耍。甚至几十年后，在普渡大学博士毕业答辩时，老师向同学们动情地提问：“你们在座的想想看，有谁没有得到过国屏的帮助呢？”

历尽沧桑后，赵国屏感恩这样的家庭教育让他受益太多，譬如这个刚上初中时与人说话就会脸红的男孩渐渐学会了与人沟通交流，合作和分享；也学会了组织和管理。

在给复旦大学的新生作报告时，他劝诫学生们要学会在合作中成就大事业。回望自己的科研之路，单打独斗效率太低，很多突破性的成果都是通过大团队合作，通过跨学科、跨单位甚至是跨国家完成的，“希望同学们在今后的生活中，学会合作，创造合作，享受合作快乐”。

他用和自己在普渡大学共事10年的一位同学举例，这位同学是若干重要信号转导通路的发现者和鉴定者，曾获得麦克阿瑟天才奖，“他在农村从小就是孩子王，这就是和人接触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凝聚力”。

在赵国屏看来，凝聚力是一个人的非常重要的能力，在团队形成过程中，必须有人具备或逐步形成这方面的能力；否则，团队难以组成，也难以有效开展工作。

赵国屏曾面对不少“独生子女”家庭出身、在“个人奋斗”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在他看来，今天的教育中，家庭或学校把孩子圈在一个个不同的小圈子里，一味地补课培优连轴转，“仅仅努力追求个体的优秀，实际上很难取得伟大的成就”。

参考资料

[1] 中国青年报，赵国屏院士：只追求个体优秀难有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