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

光明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迅速，从您自身来看，您感受到的我们最大的成绩或者变化是什么？

王贻芳：我觉得有几个方面比较突出。第一，科技创新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和格局性的重大变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包括社会各界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认识也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第二，我们对科技创新的投入，这十年来也在不断地增加，科技创新的各方面条件也在不断改善。第三，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我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显著增强。举个特别明显的例子，2012年我们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国际合作组宣布，发现新的中微子振荡，并测量到其振荡几率。我们当时想邀请国外媒体来参加我们的新闻发布会，但他们没有积极性，一个都没来。但最近这几年情形完全不同，很多外媒记者持续关注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创新与发展，愿意跟踪我们的进展，期待看到我们的成果。这体现出中国创新领域的成绩让世界刮目相看，中国已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

　　提高科技原创能力需要久久为功

光明网：正如您所说，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迅速，成绩显著。同时我们也认识到，作为一个现代科学发展的后发追赶型国家，我国的创新能力也难免与发达国家在一些方面还存在差距。在您看来，这种差距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

王贻芳：我国与最发达国家的创新能力之间还存在一定差距，其主要表现是我国在“从0到1”的颠覆性概念、思想、方法、技术方面的创新成果仍然较少，这些都需要长期努力，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目前，我们的研究水平已经基本达到或者接近了国外的平均水平，但是在最顶尖、最原创的思想方面，还有比较大的差距。比如我们论文产量高居世界前列，但真正有原创性的研究文章还是相对少。对原创文章贡献度的评价不是靠数量来体现的，而是质量、影响力。以大众都能理解的表达方式来讲，我们离诺贝尔奖还有距离，诺贝尔奖虽然不代表科研整体实力，但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我们原创能力的短板。而且如果要说这个差距有多大，这是很难定量，很难表达的。事实上，由于我们发展起步比较晚，肯定是没有西方那样发达。中国的科技创新想走到世界的最前沿，肯定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我们的科学家想成为领域内公认的权威专家，也需要时间。相应的，导师的水平也会直接影响科研队伍的水平，我们这一代或许还有不小差距，但经过我们的努力，到下一代就可以把差距缩短，甚至赶上。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

光明网：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基础研究离实际应用较远，我们当下最紧要的是做好应用研究，服务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您认为怎么该客观看待基础研究在整个创新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王贻芳：我认为基础研究是源头，掌握了源头，才不会被别人“卡脖子”，才有机会自如地发展自己的科学和技术。不通过基础研究把科学原理搞清楚，技术的开发就是无源之水。而技术的发展是不断向前的，如果永远跟着潮流，永远慢半拍，永远跟在别人后面，是不可能实现超越的。只有提高原创能力，实现更多“从0到1”的突破，才能解决“卡脖子”问题，占据发展的“桥头堡”和“制高点”。

从国家来看，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当然是缺一不可，相辅相成，但是我们现在实际上不够平衡。如果要引导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平衡，国家的投资支持起到重要的作用。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国家经费投入多，自然这个领域就会飞速发展，投入少，自然就会增长比较慢。所以推动基础研究“由大向强”，国家需要发挥导向作用，多渠道加强基础研究投入，更多支持基础研究，才能更好地解决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不平衡发展的问题。

　　加强基础研究重在放权赋能

光明网：即便基础研究十分重要，但在现实中，由于基础研究周期长、不确定因素多、出成果较慢、成果转化难等原因，我国基础研究领域仍然相对薄弱。您认为切实提高基础研究地位，痛点在哪？该如何解决？

王贻芳：基础研究是不能功利化的，它需要靠长期的积累，长期稳定的投入，不能有波浪式的变化。因为一项研究可能需要20年的时间，需要个人和团队的训练和付出，中间如果有短暂的打断，比如造成人员流失，就会牺牲前期的付出，所以必须有长期稳定的支持。但是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可能经常有些人的认知是有偏差的，他们希望基础研究能够快速产出相应的应用成果。这个显然是不现实也不合适的一个要求。基础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有10年、20年乃至更长时间等待的耐心。一方面要有足够宽容的环境，另一方面要全方位提高对它的重要性的认识，坚定不移加强基础研究。

目前，我们国家对基础科学研究经费的投入，对比美国等西方国家还有不小差距。中国的基础研究投入只占研发投入的6%，而发达国家通常是15%到25%。这样的一个差距如果一直存在，我们的基础研究很难在短时间内有一个特别大的改善。我们必须保证“给足钱、放手干”，才能促成更多高水平科研成果问世。

在科技体制改革方面，目前的科研管理体制更多是一种完全基于竞争的管理体制。课题组一般直接到科技部、基金委等政府相关部门去申请经费，相当于部委直接管到课题组，研究所或者大学缺乏发言权。应该充分尊重科学家的学术兴趣，鼓励科学家自主选题，让真正的专家能够有权决定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哪些着急做，应该怎么做。如果给了科研单位稳定支持以及决定权，科研单位都做到“守土有责”，科研人员就能更加心无旁骛地做一些有价值、需要长期支持的研究，以及难的、大的题目。

　　中国与国外在高能物理研究上的差距正在缩小

光明网：能为我们介绍下目前在高能物理领域，有哪些已经完成或即将实施的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吗？您对我国高能物理的发展有何展望？

王贻芳：我们已经完成了一些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建设，比如刚刚完成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一些项目正在开展建设，比如说江门中微子实验；还有正在规划的未来实验，如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等等。在这些重大科技项目的不断涌现下，中国与国外在高能物理研究上的差距正在缩小。

未来，中国高能物理研究想真正走在国际前面，还是需要更多支持，尤其是资金投入。因为高能物理的研究必须依赖装置，它的实验成果必须依赖装置。我们希望在各个领域能有一批国际领先的装置，从而奠定我们在基础研究领域领先的基本地位。

　　青年科学家不要关起门来“自我陶醉”

光明网：作为老一辈科技工作者，结合您自身科研经历，您对当下青年科学家有何寄语？

王贻芳：我希望这一代青年科学家眼光要放得长远一些，站位要高一些，要把自己放在国际的大舞台上去比较、去竞争，向国际最优秀的青年科学家看齐，不要关起门来“自我陶醉”“自我比划”。无论是和我们三十年前的科研待遇相比，还是与国外相比，我们的青年科学家，特别是国内顶尖青年科学家的压力其实并没有那么大，相反他们的竞争意识和开阔视野需要提高。希望更多的年轻科学家有纯粹的好奇心，在重大科学问题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参考资料：https://share.gmw.cn/theory/2022-06/30/content_35851076.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