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若蘅

1994年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获得者

1987年夏日的一天，我骑着自行车，拜访过清华大学和中科院化学所后，来到北大校园。夏日的北京，到处都可以听到知了的鸣叫声，暑假的校园，更加宁静安然。那时的我正满怀激情，探访这些知名的科研院所与高等学府，为自己寻找博士毕业后的下一去处。在去往化学南楼的路上，我一下子就被燕园那湖光塔影的美丽和宁静所深深地吸引。虽然当时对北大物化所及中国博士后制度几乎一点都不了解，但对北京大学的向往和对唐有祺先生的慕名让我已在心里有了强烈的进入北大的期盼。正是这一天，改变了我的将来，使我有机会在北京大学度过人生最难忘的近八年时光。

1987年年底，我作为博士后正式到北大报到。当时国家刚刚建立博士后制度，几乎很少有人知道博士后。有一个说法，是因为邓小平在一次会见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时，为中国博士后制度的建立及待遇有过一个专门的批示，所以当时中国对博士后有非常特殊的政策及优厚的待遇。即便如此，我还是得拜访诸如街道、房产处等很多这样的地方。有时还需要解释刚刚学到的有关中国博士后的情况及政策，回答诸如“博士后是不是没能完成博士学位的人？”“博士后是不是博士的老婆？”之类的问题。

刚到北大时，我一边在安家落户，一边开始为课题及实验室做准备。那时我时常骑着自行车往返于老化学楼、图书馆与化学南楼之间。常常将从图书馆借出的期刊资料，放到自行车的后座上，带到老化学楼去复印。那时不仅没有实验室，多数老师也没有办公室。经常与老师在路上遇到，这时就把自行车停下来，在路边就谈起课题来了。这有点像我们现在美国公司里的“one to one meeting”，既不在办公室里，也没有预定的时间表。

记得唐先生最初给我的几篇文献及想要我做的课题是有关“分子器件”方面的，可见唐先生早就对后来他大力倡议的“分子工程学”独有青睐。鉴于当时的条件与需要，后来把我的课题方向定位于“丝氨酸蛋白酶底物与抑制剂”的研究。这个课题与物化所的分子设计、蛋白质结构等其他课题是密切相关联的。这种底物可以对尿激酶提供专一及有效的活性测定。也许有些人应该记得，当时在北京等各大城市的男厕所里，有很多塑料桶在收集尿液，这就是为提取尿激酶收集原料。我当时的这个研究课题就与尿激酶的分离提取有着密切的联系。这个课题，不但获得了国家博士后基金及基金委青年基金两项基金的资助。我也由于这个项目的研究，先后于1990年及1991年获得了北京大学的青年科学研究奖及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予的“做出突出贡献的中国博士学位获得者”。并于1990年，被破格提升为北京大学的副教授。

博士后研究结束后，我留校任教。在从事科研的同时，一面教学，一面指导研究生。实验室建好了，一批先进的仪器设备也投入使用了。科研进入正轨，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当时条件还有限很多事都是自己做，例如与车队的师傅一起开车到前门外买化学药品，还自己蹬三轮车去化学楼拉蒸馏水，当时没有觉得这些事不正常。

90年代初，唐先生力倡“生命中的化学问题”及“分子工程学”。受先生的委派，我参与了国家“八五”学科的规划工作。花了很多时间与教委科技司、科委、有关院校及科研院所的同行们研讨我们国家未来在化学、生物、物理、地质等领域的研究方向与重点。记得我有幸参与了有关中国是否应该大力投入“经络”方面研究的论证。后来，这批项目衍生为“攀登项目”。其寓意无需言表了。

由于我在“生命中的化学问题”方面的研究，1994年，我获得了中国化学会授予的青年化学奖。那次颁奖是在南开大学，我们从尊敬的化学界前辈们那里接过了这意义深长的奖项，同时有幸聆听了前辈们对科学研究的心得，期望与鼓励。这个奖项，对我们不但是奖励，更重要的是激励。

当年，科研条件及各项待遇都非常有限。可是我们怀着无比的热情，安心地从事着我们所热爱的教学与科学研究。那时我们年轻，无畏。我们曾努力地想拉近与国外的差距，想在若干研究领域领先于世界。我们没有抱怨太多什么“造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谈的更多的是有关“蛋白质全新设计”、“分子工程”和“药物设计”等话题。因为攻克科学难题，科技创新和赶超国际领先水平在激励着我们。我们得到了包括中国化学会青年化学奖等在内的各种奖励，得到了社会的尊重与承认。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心底，在为实现我们振兴中国科学技术的梦想而拼搏。

在唐先生的领导下，北大物化所及北大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的“生命中的化学问题”和“分子工程学”两项课题被分别列入国家攀登项目。所以我们有一种“国家队”的感觉。1993年，物化所在唐先生的带领下，成功地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主办了第16界国际晶体学大会。Dorothy Hodgkin教授和国内外的大批知名学者参加了会议。由于大家为大会所做的不懈努力，大会获得了圆满的成功。

在北京大学工作期间，有幸结识了化学界的很多知名学者、老前辈、老教授，聆听他们的课程与教诲。他们为中国科技事业所做的努力与贡献，对我的激励无比深远。由于我的课题是有关多肽化学方面的，所以对有关60年代中国胰岛素全合成的过程有极大的兴趣，有幸与若干位当年参与胰岛素全合成的前辈们共事。在北大期间，我有幸得到唐有祺先生的很多教诲，在先生的家里，先生会常常煮一壶咖啡，就他在科学方面的远见卓识及国内外的名闻趣事徐徐道来。令我难忘的是听先生讲当年Watson和Crick如何搭出DNA的双螺旋结构，Pauling如何受到美国政府的刁难，以及这对Pauling研究DNA双螺旋结构的影响。

回首当年，我现在的体会是，年轻人的教育是来自多方面的。它来自于家庭、学校及社会，受益于前辈们的言传身教。年轻科技工作者的成长需要国家在政策及经费上的大力支持和相应奖项的鼓励。在此，我由衷地感谢中国化学会当年所授予我的青年化学奖。

这一切难以言表。然而，在20年后的今天，我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现在虽不再年轻，但我们当年曾经努力拼搏过。”尽管每个人所能做的都很有限，但我们奉献过。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的贡献得到了国家的承认。

北大燕园留下了我青春的记忆。我虽已离开多年，但那时的一切，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里，就像北大的博雅塔影映照在未名湖静静的水面上。这些年里，我也一直在领悟着，为什么北大的湖叫“未名湖”，也许是因为北京大学的博大及其对学子的影响太难以言表了。言语和文字是有限的，但我心中的北大是永远的。

2013年2月2日于美国旧金山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