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工作者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群体之一，他们发现“真实”，因而也受到人们的信任。公众认为他们是掌握了“科学方法”的人（虽然对科学方法的内涵也很难达成一致），是敢于讲真话、能发出最忠于事实的声音的人。科学因具有这种公信力而十分重要。

然而，近年来，科学界的道德已成为公共文化中热议的话题。媒体经常报道科研工作者与商业公司之间的联系，以及政治对科研的干预，并认为有时科研工作者失去了独立性，其工作也带有偏见。一个客观现实是，学术界和产业界在彼此融合。科研界内部对此有不同反应，有的人安之若素，另一些人则认为在大公司的支持下做科研很难保证独立性。

因此，探讨科研工作者的定位变得很有必要。这些年他们的身份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们如何定义自己的工作和角色？

历史

虽然现在许多人以科研为生，但在历史上很长一个时期，做科研更多的是一种爱好而不是一种工作。17世纪伟大的化学家罗伯特·波义耳是一名富裕的贵族，有足够的资金支持自己的科研事业，和当时许多人一样，他也认为把科研当作一种“营生”是有损身份的，因为为了报酬而追求知识会损害科研工作者的正直性。艾萨克·牛顿在剑桥大学当数学教授的时候，拿报酬的原因是授课，而不是研究。19世纪最有名望的科学家查尔斯·达尔文也从来没有被付钱做科研工作。爱因斯坦在1905年的三篇伟大论文同样与他的工作没有关系，他那时在瑞士做一名专利审查员。

诚然，历史上也有许多科研工作者是受雇佣做学术研究，但在20世纪之前，拥有科学教授头衔的人中绝大部分人的工作都不是生产新的知识，而是传授已有的知识。

科学从一项追求向一份工作的转变基本发生在上个世纪。科学可能是世界上最年轻的职业之一，它被普遍看成一份“工作”的时间还不到100年。英文中的“科研工作者”这个词在1840年才出现，直到20世纪初才成为标准用法。虽然现在有人担心科研工作者与商界或军方之间的关系，但没有人再像波义耳那样担心做科研收报酬会影响其正直性。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政府和产业界对科学的资助是难以取代的。

现代

这种现在被认为理所当然的状态，起源于公众对科学看法的改变。在16世纪和17世纪，当时的自然哲学家（类似现在的物理学家）和数学家（类似现在的工程师）被认为有本质的不同，单纯寻求理解世界的哲学家与寻求操控世界的数学家相比享有更高的声望。

第二次世界大战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情况。物理学家罗伯特·奥本海默等人将黑板上的方程变成了现实中在广岛和长崎爆炸的原子弹。人们认识到，表面上无用的知识可能会以难以预料的方式在未来变得极其有用。一些政治人物参与建立美国的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并敦促政府给予基础研究更大的支持。在原子弹之后，不只是核物理学家，所有科学家都被看作力量之源，美国科学在冷战期间从那份遗产中得到的好处怎么说都不为过。

但这又将“线性论证”供上了神坛，即认为纯科学产生应用科学，又随之产生技术并推动经济发展，这种思维成为科学与国家之间新关系的核心。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参议员威廉·普罗克斯迈尔每个月发一次“金羊毛奖”，嘲讽那些以“无关紧要”或“异乎寻常”的方式浪费公共资金的个人和机构。有的奖项授予了国家科学基金会和国家卫生研究所资助的项目，因为这些研究的目的和好处是这名参议员无法理解的，比如：对鹌鹑性生活的研究和对老鼠酗酒成瘾的研究。

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一些美国公众被问到是否希望自己缴纳的税款被用于支持纯粹的研究时，只有9%的人表示愿意。美国公众仍然倾向于支持那些能为有价值的目标做出贡献的科学研究，这些目标包括增进健康、改善环境、降低犯罪率等。

丽塔·科尔韦尔曾任NSF主任，她虽然完全支持“好奇心驱动的研究”，但也努力向小布什政府证明美国的财富和公民健康很大一部分都源于对科学的投资。因此存在这样的悖论：被用来为学术上的好奇心辩护的是国家的物质利益。

来源：科学媒介中心，经化学加编辑

官微 化学加 2015-12-03发